对巨贪该不该慎杀?多名巨贪高官被判死缓引发质疑

　　4月30日，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一案在宜昌宣判。宜昌中院以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死缓结果一出来，民间引发“是否判轻”的热议。至今围绕本案讨论的焦点是：刘志祥“雇凶杀人”该不该判死刑？涉案4000多万元被判死缓，量刑标准是不是轻了？该不该

对贪官慎杀？

　　涉案4000万判死缓是否太轻？

　　刘志祥曾先后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今年3月16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贪污罪等罪，刘在宜昌市中院接受了审理。

　　法院审理后，判决刘志祥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同时判决对被告人刘志祥4000余万元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志祥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与之前所有获罪判“死缓”的贪官宣判词一样，刘志祥案的宣判词也有几句耐人寻味的话：“刘志祥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被告人刘志祥在本案中能主动交代自己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赃款赃物全部追回，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所以，虽然犯罪数额巨大，还有雇凶杀人的罪行，刘志祥最终领回了“死缓”判决。从法理上讲，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但在执行方式上有所区别。从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的死缓犯在两年后都被减为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死缓犯因故意犯罪被执行死刑的情形十分罕见。因此，“死缓”与死刑比起来，可谓一生一死，天壤之别。

　　对此，有评论质疑，对巨额财产的来源，刘志祥讳莫如深，怎么能算是“主动交待”？其次，所谓“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难以成立。刘志祥一直在包庇违法犯罪者，何来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的“立功表现”？

　　针对此案的判决，多位武汉铁路职工向记者表达这样的意见：“判得太轻。”《刑法》规定：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死刑，4000多万是多少倍啊？就算他自首立功减了刑，但雇凶杀人是“故意杀人罪”啊，而且杀的是举报人，还不算情节严重吗？”

　　贪污多少钱才能判死刑？

　　刘志祥案的判决，再次引发人们对“贪污多少判死刑”的争论。

　　《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根据这一规定，贪污10万元以上的可以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而有期徒刑最高15年。

　　贪污多少判10年？多少判死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可判贪官无期徒刑、死缓或死刑呢？

　　2000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500多万元而被判死刑。此后，这个标准越来越宽松，深圳海关原关长赵玉存受贿90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而其后被判的大贪官们，动辄受贿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元，贪污受贿数额巨大，最终大部分被判处无期或死缓，如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等。

　　刘志祥的涉案金额，已达4000多万元，在副厅级官员中的贪污受贿金额中，名列前茅，但最终被判死缓，让不少人生出质疑：法律是不是对贪官越来越宽容了？

　　对此，有评论呼吁，是不是该给经济犯罪的死刑定个规矩，尽量少些“死缓”，以维护《刑法》的尊严。该评论指出：“其他犯罪，大多杀无赦，为何经济犯罪就要赦免了？莫非法律面前，暴徒活该处死，而贪官就该活命，即便有命案在身的贪官，照样保全性命？”

　　贪官量刑有“慎杀”趋势吗

　　从一份2004年以来的贪官案件量刑统计中，记者发现了一些特点：这两年多来，不少贪污数额达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贪官，几乎都被死缓化了。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贪污受贿1304万元被判死缓；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贪污受贿503万元被判死缓；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省委原副书记韩桂芝，贪污受贿736万元被判死缓；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贪污受贿677万元被判无期；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黄亦辉，贪污受贿1660万元被判死缓；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贪污受贿295万元被判无期；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贪污受贿4744万元，被判死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原处长温梦杰，贪污受贿1505余万元，被判死刑。

　　这一现象，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执法部门对于经济犯罪的慎杀趋势。事实上，从海南“中国金融第一案”，到贵州原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刘方仁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相关主犯均以死缓或无期徒刑作为终审判决，他们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数亿元，而且都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巨贪官员无一被判死刑。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对于经济犯罪的腐败分子，可以考虑不杀。

　　“死刑的废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目前不能全面废止死刑，但应当将死刑适用的范围控制在罪行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内，对于经济犯罪可以考虑废除死刑。死刑对于贪污受贿的犯罪人具有威慑力是无疑的，但不能夸大这种威慑力，从刑罚功能角度分析，并非越严厉的刑罚就能越有效地预防犯罪，合理、不可避免、及时的刑罚，才是最有效的刑罚。”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萧中华教授如是说。

　　也有部分专家认为：现在很多人呼吁用重典。惩治腐败分子时刑罚越高越好，死刑也在所不惜，有些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从目前情况看，重典只是惩治腐败，并不能防止腐败。腐败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现存制度有漏洞，不能将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结果，全由个人承担。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强制度建设，亡羊补牢，而非提高刑罚，乱用重典。

　　但是，也有不少人质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慎杀”原则为什么先在经济犯罪上应用？靠死缓能否惩治经济犯罪？在当下不少审判贪官的司法实践中，这种“法外施恩”的思维已经逾越了“嫌犯并非主观故意”、“未造成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等先决条件。现在“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赃款已大部分追缴”等等因素，往往变成贪官免死的法宝。执法机关这种做法，难免让老百姓感到执法者有为贪官开脱的嫌疑，从而对反腐失去信心。

　　更有一些专家担忧：一个接一个贪官被判死缓，长此以往，贪官腐败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法律上的死刑，将失去对贪官们的威慑力，更会使群众对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和动摇。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