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绿茶追踪：维权之路难行 关键要罚到商家

　　有人大代表认为：维权之路难行，是因法律太软弱，更是缘于某些部门“太消极”

　　本报讯记者林洁报道：一口不明不白的绿茶下肚了，想要弄明白的高小姐和广大消费者至今不明不白：维权之路如此难行，是商家无良？是政府缺位？还是法律空白？昨天，有人大代表和法律专家一起挑明：关键要罚到商家害怕才行。

　　政府部门莫消极：有投诉就得去检查

　　“食品安全岂容儿戏？为什么非要等到出大事才能引起重视呢？”早在前年广州毒酒案发生时，这种感慨就不绝于耳。可是，类似高小姐的遭遇依然天天发生。卫生防疫部门有关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投诉的问题食品，如果消费者本身没有不舒服，他们一般就不会介入调查。记者从有关医院也了解到，只有遇到群发性或者比较严重的食物中毒，他们才会上报卫生监督所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显然，个体投诉中，“不出事就没人理”是个比较普遍的潜规则。

　　身在饮食行业的广州市人大代表龙伟彦表示，个体消费者的投诉往往卡在“举证”上，这实在令人为难。法制的健全使证据更加受“礼遇”，可是单个的消费者不可避免地处在弱势位置，“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拿出更细致、更有力的措施来保护、平衡”。

　　有消费者不客气地指出：可我们的政府部门处于“似乎无可奈何”的境地。

　　高小姐的遭遇就是一个注脚。她向她可以想到的所有部门求助，但大多数部门都对她说：这事不归我们管，你找哪里哪里解决。好不容易找到了某权威检验所，工作人员完全是一副劝她“偃旗息鼓”的语气。因为他们只能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检验”，因为即使高小姐拿到检验结果也很难成为“呈堂证供”。

　　潜台词就是“何必花钱花时间弄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在采访中，几位人大代表都认为，既然消费者有很明确的投诉，身负食品监督职责的有关单位就应该担负起“排除潜在危险”的责任，即使没有办法对“已经开封”的饮料作检验，也要对同批次产品进行抽查。“这应该成为一项必须履行的程序”。他们认为，目前有些职能部门“太消极”，出了事才匆忙上阵扮演“消防员”的角色。

　　法律法规莫软弱：要加大惩罚性赔偿

　　从事法律工作的广州市人大代表黄建水表示，高小姐的维权并非像有关部门说的那么“绝望”，即使那是一瓶已开封的饮料。他认为，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维护消费者权利上都有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除非商家和厂家能证明高小姐故意欺诈，不然一样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如果高小姐当时在现场马上让公证人员现场公证，证据力会很强。

　　黄建水认为，现在消费者维权经常“走了一半就走不下去”的关键原因在于维权成本过高，维权收益却微不足道。

　　他细细算了一笔账：喝了那绿茶没有不舒服的高小姐，最后维权成功会获得的赔偿可想而知就是“再赔一瓶绿茶”；而高小姐为此要付出高昂的检验费、公证费、误工成本、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等等，在此过程中，她还要承担可能失败的精神打击。

　　正因为如此“得不偿失”，一路上，高小姐才会遇到那么多的“善意”提醒，包括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让她“算了”。

　　黄建水说，如果法律上能够赋予消费者个体维权得到巨额赔偿的权利，局面肯定会改观。因为商家面对可能承受的巨大风险，必然会重视每一个个体的投诉与要求，严把产品质量关。而消费者也会用更“严苛”的眼光，去对待可能影响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当权益受损时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维权中。

　　有统计显示，即使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者因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发生纠纷，也有50％以上的消费者保持沉默，25％会与商家调解而得到赔偿或退货；20％会向消协投诉；拿起法律武器的只占极少数。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建民认为，消费者总是选择退缩和让步的原因，就在于消费者个体维权成本过高。

　　加大对商家的惩罚性赔偿，一直是民法学界专家们嚷嚷着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就提出，加大惩罚性赔偿的力度，可充分鼓励公民自觉监督违法行为，这是行政监管不可比拟的力量，“如果人人愿意拿起法律武器与不法者作斗争，试问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