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名水电职工路遇将被强暴的少女竟不施援手

　　当衣服凌乱的少女扒着车窗呼救时，是否要伸手相助？这个问题摆在全车人的面前。几位职工目击到惨剧初发生的一瞬，他们曾电话报警，但错过了拯救三名少女的最佳时机。事后，他们因此遭遇到舆论、伦理和内心的多重拷问。33岁的苏伟权最近经常失眠。他的同事王双源也有非常类似的情况。

　　苏伟权是福建省安溪县蓝田水电站的一名发电机组运行工人。他失眠的原因，和王

双源以及另外3名电站职工一样，都来自于他们最近背上了“见死不救”的恶名。这一切都要源于4月初一个深夜的遭遇。

　　暴力深夜发生

　　4月1日晚，在蓝田水电站，苏伟权和王双源刚刚下班。宿舍在十多公里外的蓝田镇上，公司为晚上下班的工人安排面包车接送。和苏伟权、王双源一起返回镇上的，还有另外两个同事，开车的司机姓陈。

　　从水电站到旁边的苦坑山，再翻过盘山路，半个小时他们就可以回到蓝田镇。时间接近晚上11点，面包车开出了水电站大门。

　　与此同时，3辆

　　摩托车往一个名叫“苦坑”的地方开去。那是蓝田水电站旁边的山崖。一条盘山土路蜿蜒到山顶，路旁就是近200米的悬崖。

　　此前，就在女孩子们准备回家时，苏小华无意中回头，看到王珠财拉住苏荣山在低声商量什么。“他要我们把小华她们骗到偏僻的地方强奸。”4月20日，已被抓获的苏荣山在看守所承认。苏荣山有些犹豫，甚至有些吃惊，无论如何，3名少女都是他多年的朋友。但看着王珠财和周围几个男孩儿兴奋和不容反驳的表情，苏荣山沉默着点了点头。

　　当3辆摩托车跑到山崖上时，苏伟权乘坐的面包车此时也驶上了山脚的土路，开始向上爬行。困得迷迷糊糊的苏伟权被灌进车内的冷风吹醒。最近这条路上不太太平，发生过好几次抢劫，苏伟权心里有些担心，顺手关上了车窗。

　　此时山顶上，3辆摩托车突然停下。撕扯和挣扎随即开始。王珠财和一个男青年拉住苏小华；两个男青年纠缠苏琴；苏荣山和另外一个男孩儿则选择了他不太熟悉的王丽。

　　汽车没有开门

　　两道灯光突然从山路的拐弯处刺破了黑暗，电厂的面包车这时驶上了山顶。激烈的撕扯猛然停顿，苏小华突然反应过来，猛地挣脱王珠财。灯光刺得苏小华眼前一片白光，她拼命喊着“救命”，跌跌撞撞地朝灯光跑去。

　　面包车在苏小华面前刹车停下，昏昏欲睡的苏伟权一个激灵。他回忆说，“我们一开始都以为遇上抢劫了。”灯光照射下，苏伟权才看清车前跑来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孩儿，脸上满是惊恐。

　　面包车的车门被人撞得发出沉闷的响声。苏伟权忙隔着玻璃看，又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儿，双手扒住车门，嘴里在不住地哭喊。那是从地上爬起来的苏琴，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扑上去死命地抓住了车门。“开门，开门！”苏琴大声叫着。苏伟权告诉记者，当时他的手就抓在门把上，但他拿不定主意，“她想上车”，苏伟权转头对车内的人说，但没有一个人答话。

　　迟疑了一下，苏伟权拉开了车窗。苏琴立即伸手探进来抓住了车内的扶手，一边大声哭喊着：“他们要强奸我，救救我，让我上车！”

　　两个男青年突然从路边的黑暗中冲出来拉住了苏琴，其中一个正是放开了苏小华的王珠财，他抱住苏琴的腰，要把苏琴拖离面包车。

　　苏伟权有些着急，他探出头对王珠财说，“不要这样搞，这样不行的！”回过头他跟车里的人商量，“怎么办，要不要把她们救上来？”

　　身旁的同事王双源没有答话，眼光明显也在其他几个人脸上扫动；姓程的同事一直没有表态，而另一名姓杨的女职工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

　　苏伟权再把头探出窗外，苏琴的一只手还死命地拉在车窗上，没等苏伟权说话，王珠财冲着车里叫道：“不要管闲事啊，没你们好处！”另外一个声音令车上的人更加害怕：“把家伙拿过来，看他们敢不敢下来！”

　　司机老陈这时低声说了一句，“不能开门！”老陈开始挂挡，重新起动面包车。苏伟权转头看看车头前方，那个原本挡在路中间的女孩儿已经被两个男人拖到路边去了。

　　面包车慢慢向山下开去，却再也没停下来。

　　面包车开动时，苏琴还在大声哭喊，苏小华已经被摁在了路边浅沟里。面包车加速离去，灯光逐渐模糊，周围又陷入一片黑暗。

　　救援迟迟未到

　　面包车沿着山路向下，几个拐弯之后，就快到山下蓝田镇的路口了。

　　苏伟权首先打破了车里的沉默，“我们还是报警吧”。苏伟权想起来，蓝田派出所就在离路口不到3公里的镇上。

　　车上没人答话，却不约而同地都开始掏手机，王双源最先拿出手机，拨通了蓝田派出所的电话。

　　在蓝田派出所的记录中，值班民警接到报警电话的时间是11点07分。4月21日，在蓝田派出所，一个警察向记者解释，4月1日当晚接到报警之后，值班警察立即出警，巡查一个多小时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所以回到了所里。到派出所再接到村民找到尸体的报警后，又一次出警，赶往现场勘察并立案。

　　少女愤而跳崖

　　此时的苦坑山顶，苏小华也在惊恐中苦苦等待救援。

　　几米之外，苏琴已经被王珠财压倒在地上，发出压抑的叫喊。苏小华自己被两个男孩儿挡在路边。“车子开走我还在想，他们会报警的，”苏小华回忆说，“我们再撑一会儿应该有救。”但救援始终没有到来。

　　而苏琴的遭遇开始让苏小华惊恐不已，她拼命挣脱两个男孩儿的阻拦，本能地向相反方向逃离。不远处的黑暗中，她模模糊糊地看见悬崖边王丽的身影。

　　等苏小华也冲到悬崖边上，王丽已经找不到了，苏小华回头察看，却看见两个身影朝自己追过来，苏琴仍然被压在地上挣扎。获救的希望已近渺茫。“我没怎么多想，直接跳下去了。”4月20日，苏小华平静地回忆起当时的一幕，“要么跳，要么留在上面被抓住，我当然跳。”纵身跳下山崖的时候，苏小华还不知道，王丽刚刚也从这里跳了下去。

　　悬崖下，冷风把苏小华吹醒。她幸运地落在一丛茂密的竹子上，后脑、后背和大腿受伤严重，浑身是血难以移动。苏小华后来告诉记者，她清醒过来后听到了苏荣山几个人的呼喊声，却默不做声，“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被他们找到”。直到后来听见了同村另外一个男青年的呼喊声，苏小华猜想是村里的人出来找她，她才大声答应。

　　等众人找到苏小华时，她浑身上下仿佛血人一般。他们赶紧把苏小华送进了镇里的医院，这时已经接近凌晨5点。

　　王丽仍然没有找到，整个苦坑山悬崖一带，天已经快亮了，仍然只有男孩儿们和几个被叫来的村民在搜寻。“涉嫌见死不救”4月2日早上8点，一夜没睡的苏伟权在电站食堂碰到了王双源，他注意到王双源的双眼和他一样浮肿。“没睡好么”，苏伟权问，王双源只是点了点头，却没答话。上午10点，苏伟权从同事口中得知，昨晚有两个女孩儿在苦坑山上跳了崖，现在村民正在电站外面找人。苏伟权心里猛然一沉，他跑到外面，看见山麓里有人正在寻找，山势太陡，寻找的人行动得异常艰难。

　　苏伟权悄悄给县城的110打了个电话，他叙述了事情经过，请求110和消防、120协调一下，派人来帮着村民找。4月3日早上，苏伟权和电站的职工们终于听说了王丽的死讯。王丽的堂兄王伟坤在山脚找到了尸体并报警，警察们终于赶到。

　　从4月4日起，当地的报纸上开始登载相关报道。在报道中，安溪县纪委王副书记表示，要调查电站职工“涉嫌见死不救”的行为；而泉州市总工会和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谴责有关涉嫌见死不救的行为”，要求安溪县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处理。

　　让苏伟权们更加不好受的是同事们的议论，电站里年长的工人们公开在食堂里指责他们，“年轻人就是惜命怕事，那天换成几个老人，绝对下车把小孩救了”。听说了同事的指责，苏伟权难受得几天没去食堂。

　　王双源则开始重复不停地做那个奇怪的梦，有人就在他面前落水，呼救声总是在半夜里把他吵醒。王双源曾经试图向同事们辩解，“就比如有人落水，我又不会游泳，总不能就这么跳下去救吧。”4月下旬，苏伟权在当地报纸上看见，还未伤愈的苏小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表示，她并不责怪那天晚上没有施以援手的电站职工。近来一直对新闻报道有些畏惧的苏伟权，却悄悄把登载这则消息的报纸带回宿舍收了起来。穴注：文中受害人名字均为化名雪（据《南方周末》）专家说法

　　逃避风险就应承担谴责

　　他们是“道德机会主义者”？在听完苏伟权和王双源等人未及时施救，并因此颇受谴责的故事后，社会学者、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评价说，“我注意到电站职工事后的彷徨不安和周围社会对他们的指责”，袁岳说，“这其实就是道德的作用方式的体现，道德的谴责机制正在起作用”。

　　在拒绝救助面临强暴的少女之后，电站职工打电话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但袁岳仍然将这些逃离现场的人称为“道德机会主义者”。“事后感到不安，并试图补救和为自己辩解，说明你赞同帮助弱小的社会价值观。任何一种价值观在实现的时候都是有风险的，但你又在进行风险判断之后选择了逃避，那么你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在袁岳看来，“逃避了当时的风险，你就应当承担事后的谴责，这是非常公平的”。

　　他们是“见死不救者”？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泉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文伟律师认为，电站职工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李律师说，依据该事件的特殊性，事发后车上的人即使打了报警电话，仍然逃避不了人们对他们见死不救行为的谴责。

　　李文伟认为，报警但不施以必要的救助，电站职工的见死不救属性仍然存在。理由有四：一、事发地周边没有其他行人，几名少女陷于孤立无援之中，而刚好途经案发地的几个人，正是唯一可以施以援手的特定人；第二、当时车上有5人，有车有人，具备救援条件；第三、目睹事发经过片断，两少女双手抓窗求救，后又被几个男子拉走，事态的严重性明显；第四、应当预见报警后，民警出警需要时间，不能及时前来排除危险。

　　有效法治有助相互信任

　　而泉州的另一名律师则从此事件中看到法律之外的一些意味：即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他认为，电站职工一直存有可能是伪装抢劫的顾虑，对几名被害人的求救始终没有完全信任。

　　这名律师解释说，陌生人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良好的互动，来源于有效的法治。法治并不提供道德优越感，但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行动风险带来的后顾之忧，并促使人们的相互信任。

　　还有专家指出，见死不救的行为应予谴责，这是违反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道义准则的。但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谴责上，立法、救助机制和社会保障等都要跟上。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目前正在开展的“荣辱观教育”更进一步地广泛开展。（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