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超时代苛求一位作家

　　作家苏叔阳、张德祥：“四人帮”看上你了，你想躲也躲不开

　　-本刊记者/杨东晓

　　梁金广这个名字，可能有不少的重名，但是再多几个“梁金广”，其认知度肯定也还赶不上“浩然”二字。梁金广笔 名浩然。

　　浩然是个奇迹

　　在沉寂了多年后的2005年12月，浩然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完成了18卷本的《浩然全集》，这项为活人出“全 集”的工作，曾一度引得风云骤起。

　　对浩然本人职业生涯的拷问以及围绕浩然作品展开的争鸣，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出现。

　　事实上，对浩然作品的争鸣，更多地来自对他职业经历的观照，对他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革文化之命时期仅存的幸运 儿的鄙弃和拷问。除却那个时期给浩然投射的光环和遗留的阴影，这位专事农村题材创作、长相浓眉大眼，有着农村正面人物 形象特征的中国当代作家，其实和刘绍棠一样，是乡间两棵风尘仆仆的茁壮大树。但是刘浩二人迥异的命运，正是那个悲剧时 代遗存的思考。

　　未及中小学历(当时四年级为中小学历)的浩然，只上了三年半学。但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却成就了中国 作品发行量最大的过去时，但有人拿他这个学历与其后来的专业作家身份一起说事，认为这算“一个奇迹”。事实上，在中国 上世纪那番改朝换代的中叶，这样的作家并不是他一位。高玉宝8岁那年只读过一个月的书，但这并不妨碍这位画书的“文盲 战士”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并成为作家。

　　诚然，是命运的不同，使浩然成为人们眼中一奇。1949年开始从事青年团工作，《河北日报》工作到北京中苏《 友好报》，再到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任编辑。1964可以说是浩然事业的一个转折年，这一年，他来到北京市 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1966年“文革”初期，“北京市文联文革筹委会副主任”的任职，成为他开 始走上风口浪尖的起点。

　　正由于这段历史造成的“政治问题”，浩然本人及其作品一直遭到诟病。在有稽可查的资料上，浩然最高的职位，是 官至2003年已谢任的北京作家协会主席。而在“文革”期间所谓江青提名文化部副部长的“御用”身份，也只是坊间相传 。这一委任至“四人帮”倒台，也未见诸书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就“浩然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已做出结论。而由北京作家民主选举出产生 的“作协主席”，也为北京市委所认可。

　　浩然在各不同的政治时期中经历，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奇迹。

　　他没整人，也没攫取权力

　　作家苏叔阳认识浩然是在“文革”以后，“那时候他正心情不好，好像是说他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当时，北京 的一大批作家，对他还是比较同情的。”苏叔阳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没有借着机会往上爬 ，没有捞取个人的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对他都比较尊重。觉得这个人不错。他没有去整什么人，爬上去攫取权力，还是挺自爱 的。”

　　当时的苏叔阳是“北京市文联创作联络部”的成员，浩然也是这个联络部的成员，“但他去得很少。很多作家理解浩 然，13亿人里只有一位作家，这不怨浩然，是‘四人帮’造成的。‘四人帮’看上你了，你想躲也躲不开呀。”

　　苏叔阳原本对农村题材的作品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在一个大院工作，苏叔阳就接触到浩然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也看过 长篇小说《艳阳天》，认为浩然的作品还是很好看的。

　　见浩然很消沉，苏叔阳有一次悄悄对浩然说：“你也不要悲观，大家都能理解你。你有自己的路数，你写的东西是别 人没写过的，很有你自己的特点的，你应该还沿着这个特点继续走下去，你小说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都是满带着清新的， 有股向上的气息，给人一种生活的信心，这都是挺好的。”

　　那个年代的“作家”在干什么？

　　那个年代既然只有一位作家，那么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

　　仅忆录几位与浩然(1932年生)同生于1930年代的作家：

　　接连的政治运动把王蒙(1934年生)、刘绍棠(1936年生)、丛维熙(1933年生)和邓友梅(1931 年生)四位当年文坛“四只小天鹅”变成了道地的“黑”天鹅。

　　反右号角的奏鸣，是中国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劫难的开始。

　　同为孙犁扶植和帮助的两位文学“后进”，丛维熙定为右派后，到山西劳改20年。有北国神童之称的刘绍棠在19 57年21岁时，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了修正意见被划为右派三类分子，不能再写字的刘绍棠下放到京郊修筑铁路水利设 施，“文革”时期，回到通州务农。

　　作家王蒙1958年5月被定为右派中的一分子，是年秋天，开始了颠沛各地的生涯。

　　邓友梅，是“四只黑天鹅”中最惨的一位，反右及其10年后的“文革”中，邓友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自己则在东 北劳改。1962年，邓友梅“归队”，但只能当一名“不许创作的创作员”。 “文革”中被升级为“黑帮黑线上的黑干将 ”的邓友梅的出路，是到盘锦开垦荒山。

　　苏叔阳(1938年生)，他还算是没有搁下笔。苏叔阳说自己文革期间“还是个业余作者”。因为写作，他从19 57年就开始受批判，所以，后来转而写歌词。因为写儿童歌可以不用写“打倒走资派”一类的东西，又可以干一些歌颂老师 、母爱、校园生活的“私活”。所以从1972年开始，别的作家被迫停笔时，苏叔阳还能部分生活在创作的世界里。但他自 己也是“根本不敢和人家说话，跟人说话就是给人家添麻烦，因为他自己处境也不好”。

　　他不好的处境，来自教书期间的戏剧创作，以美国黑人斗争为题材的话剧《再不做奴隶》使他成为受资产阶级人道主 义俘虏的“黑典型”。1957年以后，划为“中右分子”，四清运动中思想又遭到了批判，“文革”则被批为“漏网右派” 。

　　只要在1957年有了开头，就会在接下来的历次运动中锻炼成老运动员的经历，中国那个时期的作家如出一辙，正 如他们都被迫荒废掉20多年的韶华一样。

　　而这20年的中国文学史，又几乎是在反思和控诉中完成的“过去时”。它的“进行时态”，只有一个人的作品中有 局布的记录，这个人，就是“文革”期间唯一的作家：浩然。

　　客观评价浩然，评论家张德祥在《我所理解的浩然》中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 上写下了重要一页。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对农民传统人格精神——正直、正气、正义——的追求。当时的环境是不允许“中 间人物”的出现，浩然毕竟创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有高大全等形象，也有弯弯绕、滚刀肉等形象，都各有其艺术 价值。我们不能超时代地苛刻作家。

　　“我感觉他的作品里充满着别人作品中没有的阳光，”苏叔阳解释了一句：“用现在的话说是比较‘阳光’的，当时 看来是充满农村清新的气息。写得很轻快。”苏叔阳认为“四人帮”是用这些作品来美化他们的文化统治。“你现在要说《金 光大道》《艳阳天》有多大的毛病，也不是，你说他美化当时，那是‘四人帮’借这个作品来说话”。

　　那10年里，没有这个奇迹一般的浩然现象，也就没有了能用笔记录现在时的人了。

　　浩然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那一代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极端际遇和左右人生、社会的种种荒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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