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飞扬的年代

　　父亲在杳无音信近40年后，终于回大陆与我们见面了。

　　有次聚餐，老爸拿起麦克风唱起了《绿岛小夜曲》，意犹未尽，他又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闻声，我立即起立。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在卡拉OK里唱《国歌》，而且是一个来自海峡那边快九十岁的老人。接着，我唱起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老爸和老婆都大吃一惊，他们是第一次听我唱卡位OK。父亲后来在信中既感叹又夸张地说，要是当年好

好培养，说不定会成为大牌明星呢!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唱歌。音乐考试时，每个学生站在风琴旁，面对全班同学，和着老师的琴声过关。一到这种时候，同学们都紧张得不得了，有的女生一脸涨得通红，头都不敢抬。而我就最喜欢伴着老师的琴声唱歌，惟愿天天考试。每个人只要唱几句就可以了，而老师总让我完整地唱完一首歌，还不断地夸奖我，往往还要我再加唱一首。那时候，我脑海里整天都有音乐的旋律在回荡，自己也常常哼唱着随口编织的曲调。那时如果有“超级男生”的竞赛我肯定会去报名。

　　后来，我加入了学校的合唱队，区里、市里开什么大会，老师就带我们去登台献歌，记得少年之家、裕敏里的区委礼堂、书院路的省冶金厅礼堂是我们经常去表演的地方。老师还带我们到电台去录音，当时的省广播电台在八一路，即现在的高原红大酒店的位置。在那间四面墙上都是洞孔的房间里唱歌时，没有一点回音，老师总要我们轻手轻脚，不准随便出声咳嗽。

　　和我同班的表妹考进了剧团。有次，她说团里还要招人，就将我带到青山祠的湘剧团。几位老师当场就要我唱歌，我也张口就唱，他们说：不错，不错! 有的说，就是太矮，不晓得以后还长得高不？我母亲孤身一人养着我们三兄弟，吃了上顿愁下顿，我当时明显比同龄孩子要矮一截，此事就不了了之。而表妹一路飙红，扮《红灯记》里的铁梅，演《园丁之歌》里的俞英老师，拍电影、上画报，很是风光，后来，她移居香港继续带学生。

　　接着，老师推荐我进入市红领巾歌舞团，每个星期天到市青少年宫楼上参加培训和排练，就像现在每天早晨聚在贺龙体育场那一大群人一样，每次都是从“啊啊啊啊啊(多米梭米多)”的练声开始。老师还教我们腹式呼吸、口腔共鸣什么的。逢“六·一”、“国庆”等节日，我们就一场场参加比赛和表演。

　　当时，无论在学校和市里参加训练，都不要我们交一分钱，像我这样贫困家庭的孩子，当时家里连吃饭都困难，如果要收我们的这个钱、那个费，我肯定就与唱歌无缘了。

　　读初中后，母亲发现我眼睛不好，才去配了近视眼镜。啊，透过镜片看世界，天啦! 眼前竟然如此明亮! 有次学校搞文艺汇演，我又登台表演，眼睛朝台下一扫，观众的脸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在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是不是在评论我？一张张熟悉和陌生的脸在眼前晃动，看得我心里发慌。以前，我看台下一片模糊，根本看不清观众还有这么丰富的情绪，只一门心思进行表演，典型的“无知无畏”，感觉好极了。从此以后，我害怕上台唱歌了。

　　1965年，我下到零陵前进公社当知识青年，我一个人放9条牛，整天在空无一人的荒坡上转，连个讲话的人都没有，对着蓝天白云，我就一首歌接一首歌地喊。

　　结婚后，住在一间左右邻居小声讲话，我们这边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小房子里，莫说唱歌，就是大声讲话都被老婆严厉禁止。接着，就是下岗，劳累奔波，从此，我就彻底禁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