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命案必破”的号召体现了对公民生命权的保护，反映了公安机关自我加压的进取精神。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命
案必破”同样蕴含着背离法治、人权等基本理念的潜在危险。
我们知道，有些疑难案件确实难以侦破，更何况可以依靠的仅仅是搜集客观证据。在此情况下，“命案必破”的压力
仍然由上而下传递且与日俱增，具体经办人员自然便有了诉诸刑讯的主观动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从
他们的嘴里获知案件全貌。
诚然，刑法规定的刑讯逼供罪可以对刑讯逼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由于该罪在实践中已异化为结果犯，刑讯逼供
行为只有确实引发错案时才可能被真正定罪，因而其威慑力大打折扣。尤其在侦查人员获得初步证据且已经内心确信该犯罪嫌
疑人即为“命案”之罪魁祸首时，刑讯逼供就可能成为“命案必破”的伴生物。
事实上，“命案必破”又一次体现了实体正义之于程序正义的优势地位，虽然公安部发言人提到“命案必破”只是一
个奋斗的目标，但同时也明确指出85%是破案率的底限，再辅以“两降一升”的具体要求，“命案必破”在实践中扮演的角
色绝不止于指出一个目标、确定一个方向，而是有层层落实的具体评估指标。
公安部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命案破案率已经远远超过英美。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顺差”的背后隐藏的却是
我国与英美国家对被告人权利重视程度的巨大“逆差”。现代法治要求的犯罪嫌疑人的各种权利客观上增加了破案难度，最为
典型的便是被告人的沉默权。值得深思的是：英美国家为何要束缚自己打击犯罪的手脚呢？为何要增加破案的难度呢？这是一
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