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写真:劳模的“变”与“不变”

　　余孝德说：“劳模品牌有一定优势，但要在市场立住脚，关键的还在于每年要拿出优质工程。”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全国劳模余孝德，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建筑市场是响当当的人物。从1985年开始，他先后4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两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2年初，他以自己名字注册成立了专门的建筑劳务公司，并任董事长、总经理。余孝德这一转身当即成为媒体热炒的新闻，引起了劳模如何依靠品牌开创市场，引领时代发展的探讨。

　　对此，余孝德并不讳言自己的价值和劳模品牌的含金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业主常常向投标的建筑公司提出：“如果这项工程由余孝德劳务公司负责施工，项目就交给你们。”这一要求甚至会被写入合同条款之中。

　　“但即使是全国劳模，在市场竞争中，那也只是一个标签，真正让劳模品牌发光的是工程的质量和工期，是一砖一瓦建起来的高楼大厦，那才是凝固的见证。”

　　水与火的考验铸就钢筋铁骨

　　“我这个人，干活最喜欢争第一。”余孝德很魁梧，贵州的乡音很重，那地方的男人，性子里有股不认输的顽强劲儿。

　　有一年，罕见的持续高温把北京变成了一座“火炉”。树叶蔫了，马路软了，唧唧喳喳的鸟儿不见了，建筑工地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

　　然而，余孝德他们所在的工地却热火朝天：深18米的地基必须在大雨降临之前把底板工程抢完。

　　工期急人，高温炙人，是进是退，两种选择摆在余孝德面前———男人的血性和劳模的荣誉激励着他：“脱皮掉肉也要抢工期，决不向困难低头。”

　　顶着喷火的烈日，快50岁的他和工人们一起操作，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淌，工作服干湿循环结出一层层汗碱，头上烈日烤，脚下火一盆。15天过去，原定30天工期的底板施工任务提前一半时间以优良质量完成。

　　与他身上鲜明的豪情相比，余孝德常常会用人们意想不到的细腻打动用户，使劳模品牌更加丰满。

　　兴建甘家口大厦时，那里工程场地特别狭小，无法在现场加工大模板，委托他人加工要花掉很多费用。

　　作为分包方的余孝德经过实地考察，建议在挖好的基坑中建平台自己加工。仅此一项就给总包节省费用100余万元。工地夜间施工影响居民休息，他要塔吊指挥人员改吹哨为摆旗，把施工声音降到最低。如今，几乎所有夜间施工的建筑工地都采用了摆旗的做法。

　　情与理的统一弘扬浩然正气

　　1970年，16岁的余孝德跟着中建的队伍从贫困的贵州大山里走了出来，在中建公司的培养和历练下，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成长为劳动模范，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从一个劳模成为一个企业的带头人，不仅创出了一个品牌，更带出了一支队伍。

　　每年，余孝德劳务公司成建制地为2000多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工人的年收入达到2万多元。在四川江津市80％以上盖新房的农民，都是余孝德带出来的建筑工人。近万农民在他这里找到了工作和发展的希望。

　　如今，建筑工地绝大部分使用外地农民工。余孝德在整个行业内第一个实行固定工与农民工统一管理，同工同酬，同奖同罚。

　　余孝德带队伍，多年来有一条规矩：工作不努力，没实效，就不安排你上岗，这一天不算旷工、不算事假，算你休息，没有工资。奖金是活的，按分计奖，不论是正式工人还是农民工，大家一视同仁。这一做法让职工特别是农民工们相信：“报酬是干出来的，干好干坏不一样。”

　　走进余孝德施工队伍宿舍，发给工人们的被褥干净整洁，食堂饭菜营养丰富，工地有开水器可解渴，宿舍有电风扇可降温。每名农民工每年发一件棉大衣、两套工作服。国庆节，余孝德还组织他们游长城，这让农民工感到了更多的平等和自信。目前，在生产一线，担任作业班长的农民工占到了三分之二。

　　名与利的诱惑不褪劳模本色

　　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面临着再发展的问题，先进人物更是这样。荣誉既给人带来了掌声和鲜花，同时也可能给人以无形的压力。这一切，对当了快30年劳模的余孝德来说，体会尤为深刻。

　　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了青年标杆，“余孝德突击队”的旗子飘扬在北京一个又一个的建筑工地上。要强的他更加拼命，更加细心，生怕自己有什么纰漏玷污了劳模的荣誉。与此同时，在如何给未来定位问题上，他也面临着选择。当时中建公司着力培养他，组织上要送他进大学读书，余孝德反复思考后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放弃读书的机会，依旧在工地当一名普通工人。

　　很多人不明白他这是为什么？“我从学识、特长、性格、能力几个方面给自己打分，最后定位是，适合在一线组织工人施工，直接为企业创造效益。这样我的价值最大，心里也最塌实。”

　　如今，余孝德靠劳模品牌想接工程并不难，但他却认为：“现在建筑市场里不少劳务公司用自己的资质揽活，再转包出去，我决不转包工程，因为我认为品牌的价值远远高过金钱。”

　　心情坦然，不将荣誉当做包袱背起来；保持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这就是劳模余孝德的人生守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