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守煤山无煤烧

　　煤炭等能源资源价格持续保持高位，造就了我国中西部资源产区一批财政富裕地区和依托资源致富的“富人”群体。

　　记者近日在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贵州省等地的煤炭主产区采访时看到，与更大范围或其他区的贫富差距现象相比，资源产区的“县富民穷”、极贫极富现象更集中、更普遍，也更值得关注。一些地区已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明显“哑铃状”，两极分化对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和地区稳定提出严峻挑战。

　　守着煤山无煤烧

　　山西省柳林县是全国最重要的主焦煤基地之一。记者看到，从矿区通往外部的公路两侧，很难见到运煤汽车颠簸洒落下的小块煤渣。当地人告诉我们，不是没洒落下来，而是被附近的居民捡回家烧了。尽管路边的煤渣已经很少了，隆冬时节，路上还是偶尔可以看到捡煤渣的老人和孩子。

　　据贵州省湄潭县林业部门调查，最近几年，全县有2万户农民因煤价上涨回归烧柴的生产生活，湄潭县是生态建设示范县，其森林覆盖率已达50％以上，照此下去，再过5年，生态建设将又会倒退到“十五”的水平。

　　“煤与非煤”的二元结构

　　在山西省吕梁市、临汾市等全国重点产煤地区，产煤县与非产煤县之间的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指标差距迅速拉大。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外，一个“煤与非煤”的二元结构越来越引人注目。

　　资源开发中利益分配导致的“二元结构”，在西部地区造就了一批“富裕的贫困县”。近几年，依托煤炭的山西省柳林县、陕西省神木县、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依托石油的陕西靖边县，依托火电的内蒙古托克托县等地，纷纷脱颖而出，走进所在省区乃至全国前列，同时却因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扶贫攻坚任务艰巨而戴着“省级”、甚至“国家级”的“穷帽子”。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贫困”在更多时候体现为“患不在寡，而在不均”。

　　准格尔旗是内蒙古自治区惟一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旗县，2005年完成财政收入28亿多元。然而这个“富县”却长期难以摘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原因就在于贫富差距过大，这一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上，更体现在农村居民内部的差距。分管“三农”工作的副旗长告诉记者，准格尔旗现有农牧民11万人，其中4.5万人为贫困人口，农村牧区的贫困面超过40％。“贫与非贫”两大群体平均收入悬殊接近10倍，其中极贫极富群体的差距更大。

　　政府“均贫富”力不从心

　　在这些“富裕的贫困县”，居民收入水平的严重两极分化使“中产者”人群越来越小，“非富即贫”现象导致了人们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的分化与冲突无处不在，“仇富”心理有了相当的现实基础。

　　柳林县是山西省吕梁山区的一个小城，房地产的价格却直追省城太原，一些人在县城里买不起房子，不得不到附近房价较低的地级市去买房。为控制房价，县政府给一些楼盘规定了“最高限价”。

　　在依托资源开发“崛起”的一些西部强县，围绕资源开发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有的乡村因采煤塌陷补偿标准过低长年越级上访，有的村民组织起来持械阻挠地方煤炭、电力等项目施工及生产，有的村民选出新任村委会带领大家“保卫”村内煤矿、参与资源争夺。

　　为了遏制“煤与非煤”之间贫富分化加重的趋势，煤炭产区的地方政府投入巨大精力，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然而与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相比，这些措施往往收效缓慢。

　　与扶持“极贫”相比，地方政府医治“极富”显得力不从心。准格尔煤田腹地的勿图沟村支书千巴音说：“村民用煤不花钱。企业来开煤矿的时候我就谈好条件———村民们烧炭不能花钱。每个驻村的企业都出一点，给大家分。以前强调这些煤只能烧，不能卖，后来我们多要了一点，让村民们卖一部分，增加收入。”

　　在晋陕蒙交界的煤炭主产区，“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沟”的做法十分普遍，地方政府要求煤炭企业分片负责生态治理。还有地方政府要求煤炭企业投资修路、办学等。一些地方甚至考虑，能否按照产量从煤炭企业收取一定的“基金”，用于农村的产业化推进。山西临汾一位姓王的煤老板说：“现在煤炭企业效益好，管理也不正规，多出点‘血’不算啥，将来效益差了，管理透明、规范了，这些‘吃唐僧肉’的做法肯定行不通。”据《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