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之言：“闯红灯”的公共成本消耗

　　徐迅雷

　　我们都不是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腾云驾雾就可以过去，我们是需要“行路”的，驾车也好，步行也罢，都要“走”在马路上，都要受到“点”（红绿灯）与“线”（斑马线）的约束。

　　在各地“争创文明城市”的大背景下，如何管治“闯红灯”成了一个时期来的热点；央视《东方时空》连续播出了关于“行人闯红灯”的“时空调查”，有些数据颇有些参考的价值，比如“有近80%的人曾经闯过红灯”。“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这是柏杨的名言。人车闯红灯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成为难以治理的“顽症”，说明我们距高度文明的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要知道，在智利，总统车队也是自觉等待绿灯的，只有接待贵宾时才用开道车。

　　在交通规则背后，有着关于“人”和“事”的双重逻辑，需要我们记取。关于“人”的逻辑，就是著名的“欧洲人不闯红灯逻辑”，大意是这样的：

　　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孩子们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没有孩子在观看；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穿越红灯无危险”的一课，而只有当你遭受伤亡时，才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但你又不愿意为这样的教育支付如此惨重的代价；面对这样的悖论，惟一正确的是放弃闯红灯，既不让孩子们看闯的安全，也不让看到闯的危险，让孩子们看到一种无须别人监督的生命规范。

　　这个“不闯红灯的逻辑”，其实核心的意识就是一句话：拜托，为了您的孩子，请千万不要闯红灯！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在过马路时，如此遥远地想到自己的孩子呢？甚至大人在带孩子过马路时，也是勇猛地闯过红灯而去的。

　　关于“事”的逻辑，是“闯一次红灯的成本逻辑”。长久以来，对付闯红灯这个顽疾的最有效办法，还是在十字路口配置交通协管员；这一最原始的办法，当然要以提高城市管理成本为代价。譬如上海从2000年开始增设协管员，全市需要两三千名，每年的投入就是二三千万元；专家分析说，按照1600万人口计算，如果每人每天闯一次红灯，那么每闯一次红灯，城市管理就要额外付出1分钱。为制止闯红灯每年花掉的几千万元，是由税收提供的，闯红灯的行为就是在损耗自己财富的社会效用。所以，越是规则意识强、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社会的财富积累得越快。

　　但是，在我们一些人看来，这个“逻辑”似乎太遥远，太“形而上”；而在公共财富上不顾社会效用，恰恰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这种社会心理与“只看眼前、急功近利”的人性劣根非常契合，这与不顾“孩子将来可能危险”的心理也是一样的。

　　这种不良心理的普遍存在，加上现场的从众心理，导致了闯红灯现象的普遍性；形成习惯之后，反倒见惯不怪了，而那些遵守交通法规者反而被看成是“异类”。这恰恰应验了“劣币驱逐良币”规则———大家都把“劣币”花出去，把“良币”放自己兜里，于是满世界流通的都是“劣币”———到处都是闯红灯的人了，这多么危险可怕！

　　当然，管治闯红灯的事，绝非一日之功，急是急不来的；我担心“创建活动”过去之后，严管闯红灯的事就偃旗息鼓了。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