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毋让极端个案动摇社会的教育信仰

　　李万刚

　　又有新的“读书无用论”了。这次，论据似乎更加有力，因为出了中国版的“比尔·盖茨”———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财富新贵。

　　据5月22日的《羊城晚报》报道，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近日采访了经济界年轻

的“80后”强人茅侃侃和李想。两人中前一个身家1亿元人民币以上，后一个持有营业额预计15亿元公司25％的股份，这两个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对此，《光明日报》“光明评论”发表文章称：“这种亿万身家的年轻成功人士的出现，再一次冲击了中国教育，颠覆了学院教育的力量。关于中国高校究竟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又一次被人提起”。

　　中国出现类似盖茨式人物，是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制度、经济环境造就的个案；它与学院教育与大学人才培养方向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大学教育早就被证明为最为有效的个人与社会理性提升与改进的方式，知识改变命运是发达社会普遍的教育信仰；而无数次社会调查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就像世界首富盖茨辍学的经历，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动静，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认为两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盖茨式”奇才，就会冲击以至“颠覆”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我们社会上不少人游移、浮躁的非理性教育观的表现。

　　用一两个特殊的反例，以偏概全地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理性教育信仰进行怀疑，是近年来屡屡出现的社会现象。当有了上了大学挣不到大钱的个案，像北大学生卖肉、湖南农村某个大学生找不到合适工作，人们就很快推断出“上大学无用”；当出现没有读多少书的人挣大钱的例子，人们就会说，“喏，读书有啥用？”而两个“盖茨式”人物，就让一些人觉得“颠覆了学院教育的力量”。

　　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教育信仰，它把读书、上学与财富期待绝对等同起来，然后用这种绝对化的目标来评价教育。认为盖茨式人物的出现“冲击了中国教育”的论调，显然就把财富能力作为评价大学人才培养的惟一指标。然而，大家明白，在现代大众教育制度下，读书不再像中状元一样获得政治、经济暴利，其带来的提升和发展更主要地体现在职业能力培养上，并具有多元价值和多重内容，个人受教育的结果也因此多样化和不确定化。大学已经不是成就少数人在政治或者经济方面凌驾于其他社会成员之上的精英教育，而是培养职业技能，促进人文进步和理性提升的大众教育。经过大学教育的“大众”，在政治、经济方面多数时候还会依然很“大众”，不一定会成为财富或者政治精英。但是，经过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受教育群体的财富会得到普遍提高，整个社会也会更加理性和人文化。

　　不过，期待巨大财富回报的非理性教育信仰，并非完全是“个人的过错”。个人良好发展的社会机会的匮乏，教育成本投入的高昂，都逼迫着公众对教育的回报期待甚高，形成浮躁的教育信仰。而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富裕，或者家庭不需要多大的经济付出，就能让孩子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他们对教育的认识就能够从容、理性起来，“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信仰也就能够被人们持守。比如美国社会就形成了这种坚定的教育信仰，无论辍学的盖茨有多富，大学生工作有多难找，美国人很少会怀疑“学院教育”。

　　当公众的教育信仰，能够动辄被某些个别事例轻易影响，公众对读书和高等教育的信仰，很容易出现质疑，这样的社会心理无疑让人担心。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