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女孩卖处后回母校为邓军物色处女

　　从受害者变帮凶

　　两名女孩“卖处”后也回到母校，开始为邓军物色处女

　　邓军的罪恶之旅始于2004的秋天。他通过南阳一家美容店的老板认识了初三辍学的15岁少女小桐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邓给了小桐1600元钱。在后来的“买处”交易中，1600元

成了一个通价。

　　1600元给了小桐怎样的感受？15岁的女孩开始成为邓军“买处”行为中的第一枚棋子，而随着小梅、小宝这两枚棋子的引入，更多的少女被拉入这张网。在一年时间里，邓军涉嫌奸淫少女17人，大部分为在校初中生。

　　当小梅和小宝出现在镇一中门前时，公安轻易地就认出了她们。

　　“小梅穿一身牛仔装，小宝穿条裙子，染着黄头发。”办案民警回忆说。

　　两个女孩的穿戴让她们与校内学生截然隔开，一年前她们刚刚从镇一中毕业。民警慨叹小梅和小宝进入社会后的迅速变化：“宣布她们因涉嫌强奸共犯而被逮捕时，两个人还嘻嘻哈哈地问，我们是女的，怎么会去强奸？”

　　“买处”圈套加速剥夺了两人身上的纯朴。在老同学小桐的介绍下，小宝和小梅先后与邓军发生了性关系，而她们的酬金大部分被小桐获取。小桐的示范作用让两人茅塞顿开，小梅和小宝也回到母校，开始为邓军物色处女以获利。

　　民警说，三个女孩子从受害者变成害人者，主要是受到金钱的诱惑。事实上，女孩们的酬金往往绝大部分落在了介绍人的手中。

　　小桐家也是这个镇上的，初三辍学后她曾到广州、南阳等地打工，后来她在南阳那个美容店里被介绍给了邓军。买处案事发后，小桐忽然又外出打工了，失却了踪迹。

　　小宝比小桐大一岁，她的父母离了婚，由于母亲忙着在街上卖菜，无暇管她，实际上她长期跟着外婆生活。小梅则是一个单身汉的养女。“她们的家庭，实际上缺少对子女的基本管教。”派出所指导员说。

　　三个女孩的介入，顺利结构了邓军通往乡村的“买处”网络。每到周五下午离校日，她们就来到镇一中外守候，把事先物色到的女孩子领走，通常是搭乘公交车把女孩送到南阳邓军指定的宾馆，有时则电话通知邓开车到农村来，为此，小桐还专门买部手机以方便联络。从南阳驱车到这个镇只需要几十分钟，邓将面包车开到偏僻处，在车内“买处”。小桐还在镇一中附近租了一间民宅，邓有时也在这里满足自己的欲望。

　　同时，受害女孩们事后都受到了一种恐吓。小梅等介绍人会告诉受害者邓是“公安局局长”，如果她们把事情告诉家长，她们的照片就会被贴到街上和校门口，被大家羞辱。

　　在“买处”过程中邓保持了必要的小心，每次事后他都要看着受害者吃下一粒

　　有人分析邓在选择受害者时显出了自己的聪明，他所侵害的女孩子或者家庭失和，或者父母出外打工无人管护。这使得他的买处网络能够在隐蔽的状态下越编越大。

　　警方介绍，在他们走访中，小宝的外婆说小宝想出去就出去了，根本管不住。小宝后来的穿戴出现了变化，家里也没有注意到。

　　镇一中副校长曾经问一个受害者的奶奶，有没有发现孙女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奶奶说，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不听话也没办法。

　　“买处”案中的受害者大多生活于父母外出打工的家庭中。这些年龄在14周岁以下、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而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代为抚养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的特殊现象。

　　据统计，在南阳，每年120万人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有9万多。劳务输出大省河南，每年进城务工人员1557万人，留守儿童242.75万人。整个中国，1.2亿中国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留守儿童数量多达2000万左右。有关人士指出，中国的劳务输出大省的留守儿童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即便在经济大省广东，农村中也存在大量的留守儿童，他们中的63.6%在隔代教育中成长。该省妇联的相关数据表明，六成半在外工作的父母平均一年在家不到10天，接近一成留守儿童曾有过“被遗弃”的感觉。

　　“买处”案中女孩们的心态由此可以推知。案发地所属县检察院公诉科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邓军在实施性侵害时很少使用暴力，大部分受害者都是自愿的。

　　由于长期得不到家庭教育，这些孩子对伦理观念所知甚少，加之这个时候青春萌动，很难抵抗邓军的金钱诱惑。办案民警说：“如果她们父母在身边，性侵害也许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