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以来，义乌政府的4个决策片段

　　[党政有为]：党委总揽全局、把好发展方向，政府调控有度、搞好公共服务，这是义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根本保证。———《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

　　20多年前，一位名叫冯爱倩的农妇为了争得提篮小卖、经商糊口的权利，面对“父母官”谢高华拍案直言，由此催生义乌历史上第一本个体经营执照和第一个马路集市。

　　从谢高华到楼国华，市(县)委书记换了几任，义乌党政机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传统，却始终未变，兴商建市的战略一直坚持了下来。

　　而真正发生了变化的则是：20多年来，小商品市场八度扩建，一代代更新，直到发展为如今的“华夏第一市”。

　　片断1

　　1982年在源头作出决策的人们

　　在义乌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有一位衢州老人是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

　　他叫谢高华，1982年从老家衢县调任义乌县委书记，时年56岁。正是在他短短的三年任期中，在“打击投机倒把”的大环境下，义乌产生了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并提出了至今仍被当作信条的“兴商建县（市）”口号，揭开了义乌“火山大爆发”式的发展序幕。

　　谢高华当年如何作出“兴商建县”决策的故事，民间流传着多个版本，而其中关于他和农妇冯爱倩之间的故事流传最广。

　　现年60多岁的冯爱倩目前是义乌市政协委员，并参与管理中国小商品市场。在义乌市委大院内，许多工作人员见了她都会尊敬地叫一声“冯姨”。1982年的一天，“冯姨”跨着货篮子把县委书记堵在了办公室里：“为什么老是赶我们？”“政策不允许，不准在街上摆摊！”“我没工作，但要吃饭，不摆摊我吃什么？”冯爱倩在书记的办公室里拍起了桌子。

　　谢高华反倒冷静了下来：开放市场的确能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但政策不允许啊，到底应不应该开放集贸市场呢？“当时义乌县城有2.4万人口，面积大概只有2.5平方公里，一没资源二没工厂，老百姓要吃饭，就必须要找一个突破口。”谢高华回忆当年的情景，“但义乌这地方的人很勤奋，头脑也很活跃，而且一大批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还偷偷做一些针头线脑的小生意，不少人还从这些不起眼的小生意中赚了钱，造起了房子。”

　　谢高华对义乌人性格的认识，来自他自己的观察。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冯志来回忆，“谢书记有晚睡晚起的习惯，一般早上9点左右起床，然后就到下面转转，到了晚上再叫各个部门负责人去汇报，凌晨两三点钟睡觉，所以他容易与老百姓挂上钩。”

　　1982年9月，在做了四五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义乌县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开放位于义乌湖清门的小商品市场。并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并出资在县城稠城镇朱店街两侧搭起了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简陋市场设施，人称“草帽市场”。

　　虽然当初摊位只有700多个，但义乌小商品市场确确实实在这片黄土地上诞生了。

　　有幸的是，谢高华那一届政府作出的决策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时任金华地委书记的董朝才曾多次到义乌调研，并亲自指示金华日报为义乌建设小商品市场创造舆论条件，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沈祖伦则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义乌兴商建县发展经济的模式明确表示了支持。

　　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受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定精神的鼓舞，果断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把市场摆在义乌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地位，把商贸业作为义乌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小商品市场，推动义乌市场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与此同时，谢高华结束了他在义乌的三年主政历程，调任衢州。

　　片断2

　　放水养鱼征税政策所解放的活力

　　谢高华一届政府“打开城门”后，义乌进入五年的平稳发展期。许多老干部回忆，为了避免“树大招风”，当时政府基本上采取不事声张的方针。“温州的迅速崛起，也为我们创造了条件。”冯志来回忆说，由于有行政级别更高的温州作挡箭牌，义乌在当时的环境下争取到了难得的发展条件。在此期间，主政义乌的郑尚金采取了放水养鱼政策，即在全县推广个体加工户定期定额征税政策，以50个摊位为一个小组，按营业额大小大家坐下来评议纳税额，各个摊位按确定的等级纳税。

　　这种全新的征税模式结束了“年初定税，年中补税，年末查税”那种人心惶惶、束缚手脚的历史，让义乌的个体加工户放开手脚去创业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企业经营户满意，乡村干部满意，财税工商满意，义乌小商品市场兴旺”的全新局面。

　　到了199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跃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之首，此后年年保持这一桂冠。

　　片断3

　　“养蜂者说”土地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就好比是一个蜂窝，经营者就是蜜蜂，政府则是做这个蜂窝的人，蜜蜂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下辛勤地工作，政府和社会可以现成地去割蜜去收获。”

　　这是毛光烈在义乌担任市长期间提出的“养蜂战略”，“这个蜂窝，指的是方方面面政府的服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解决蜂窝的原料‘土地’是第一位的。”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义乌，城区常住人口已达14万，流动人口6~8万，城区面积扩大到6平方公里。

　　1987年，义乌提出了建设中等城市的目标，却受困于城市国有土地的无偿、无限期使用。

　　一方面，政府拥有大量土地所有权，却不能从经济上得到体现，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导致城市越发展，开发资金越短缺，基础建设包袱越重；而另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城经商，但没有土地，市场对土地的需求旺盛。这种供需关系的失衡，还直接导致一系列违法交易。1990年10月，在毛光烈的带领下，义乌市经济研究小组和体改办成立了国有土地研究小组进行筹备，半年后，报请省政府要求批准试点。1991年6月，浙江省政府批复原则同意义乌市进行土地有偿使用改革试点。

　　1991年8月，义乌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落下第一槌，经过9名个体工商户公开竞标，最后以每平方米5824元成交站前小区3号楼，创造了当时全国土地使用权对内出让地价的县市级纪录。

　　10年来，义乌市城区面积由不到3平方公里发展到眼下的32平方公里，投入城市建设的资金就超过100亿元，这些资金的绝大部分，就来自市场化的渠道。

　　片断4

　　水权交易为能源紧缺时代未雨绸缪

　　历史的巨轮滚滚驶入21世纪，能源问题日渐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话题。

　　交到新任市委书记厉志海手上的接力棒中，除了一个初具国际商贸城市气象的崭新义乌，还有刻不容缓的资源问题。

　　1995年的大旱给身处浙中盆地的义乌拉响了警报。这里不得不交待一下义乌的地理位置，它位于浙中丘陵盆地区，东、北、南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且有众多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构成一个狭长的走廊式平原。境内主要河流是义乌江(东阳江下游)，但上游适宜建水库的地方少，所以水资源一直较紧缺。

　　1997年，义乌市建成城市供水水库———八都水库。这个水库年供水2600万方左右，大大改善了供水状况。

　　但按城区35万人口计算，一年需要水量为6800万方，如发展到50万人口，则需要1.2亿方。显然，义乌人自己的水，远远解不了城市发展的渴。

　　东阳与义乌同属钱塘江重要支流金华江流域，位居上游，是该流域内水资源相对丰富的一个县级市，人均水资源2126立方米，超出义乌将近一倍，东阳境内拥有两座大型水库，其中仅一座横锦水库的总库容量就相当于义乌全市大小水库加山塘总库容量的近两倍。加之两市毗邻，市中心相距不过十多公里，因此如果能引进东阳水，那真是一件美事。

　　2000年5月，厉志海上任两个月后，义乌向近邻东阳市提出了买水方案。但在具体商谈过程中，双方因此发生了很大分歧。

　　东阳市先是提出，由东阳市出资直接铺水管到义乌，向义乌市提供商品水。在遭到义乌方坚决否决后，又提出要规定年限。但义乌的态度简直就是不容置疑，“其他都好商量，就是‘永久性’不能商量”。

　　义乌市一面耐心说服，一面指出，义乌跟东阳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义乌需要东阳的水，但义乌的机场也在为东阳服务，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带动了东阳的经济……

　　最后，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签订了用水权转让协议，义乌市一次性出资两亿元购买东阳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权。

　　这次水权交易，又创下了义乌无数个全国首创中的一个。两亿元买水到底值不值，厉志海的解释是：通过购买水权这种方式解除缺水这个瓶颈，也就是为义乌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表面上看我们花了两亿元，其实我们算过账，这很合算，如果自己建水库，再加两亿元也是不够的。

　　专家解读

　　政府的有为与无为

　　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定位在调控有度的有为政府上。

　　有为政府是义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虽然义乌发展的特色一开始是由民间力量萌发的，但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政府的引导、调控、规范、服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义乌经济社会的每一步发展提升，都带有鲜明的有为政府烙印。

　　从理论上来说，政府越是从市场参与者角色中退出，就越能发挥其纠正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因此，政府首先要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致力于履行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责。

　　包括搞好宏观经济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为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制定必要的法规，并严格执法；加强对资源（包括土地）、环境就业、社会保障、安全、卫生、交通等方面的管理，为社会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其他公用事业服务等。

　　从长远来看，政府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指的是，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我们交给市场配置，绝不插手，比如企业的生产经营；有所为指的是该政府管起来的，必须管到位，比如创造环境、保护环境。

　　义乌市历届党委、政府的明智、高明之处，在于能顺应老百姓求富、盼富的心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对市场的发展加以引导，在有为与无为中进退自如。(记者金立鹏韩丹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