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周生贤局长的一席话(见本报5月24日第十版)，让人百感交集。
周生贤讲到，现行以地方为主的环境监管体制，致使一些地方领导直接干扰环境执法，环保局长存在“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的问题。
这样的“实话实说”，让人为之而“喜”——作为我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如此开诚布公地袒露工作中的弊端和问题，难能可贵，但也让人因之生“愁”——为那些身担“国策”重任却“顶得住的站不住”的环保局长的命运。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重要的职能部门，在“地方领导直接干扰”下不敢秉公办事？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的无奈，受影响的仅仅是环保局长个人的“仕途”，还是为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潜伏下可怕的生态灾难？
应当说，目前我国的环保法规还是比较健全的，环保局有明确的责任和法律授权。环保局长把环境保护和治理好既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政府机关设立该机构的初衷所在。随着环境问题的发展，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的口号也叫得很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环保局长竟然会因依法行政“站不住”，耐人寻味。
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的尴尬，恐怕不能一味指责局长本人“软弱无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难以协调是世界性的难题。对于一些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地方领导来说，环保与发展的天平就可能严重失衡。环保局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局长的“帽子”掌握在地方领导的手中，票子由地方财政拨付。这样的行政体制，要环保局长有多大的作为，难。
让环保局长犯难的背后，是环境保护这样的基本国策能否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能否实现的“大局”。由于产业梯度转移和欠发达地区纷纷把招商引资作为政府“一号工程”，一些被东部地区淘汰的高污染的项目正向生态脆弱的中西部转移。如果地方政府领导无视环保法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的背后，潜藏的可能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全社会埋单”的生态灾难。几天前环保总局点名批评内蒙古通辽市政府“充当排污企业保护伞”，就是一个警醒。
如何理顺环境监管体制，这些年议论很多。一方面，环保领域的具体工作，小到处罚具体企业，大到环保法规的制订、实施，都要依靠地方政府来做；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地方保护主义对环保工作的制约因素。人们期待创新构建这样一个环境监管体制和机制，既能克服地方保护和个别领导的干预，又能尽可能照顾到地方特色和区域合作，这样，环保局长或许才有真正“站得住”的机会。
作者：
邓建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