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父亲边画线路图边说厦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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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斯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和曾志的女儿，曾以《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而闻名全国，现任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福建曾经是陶铸和曾志年轻时工作和战斗的地方，对于福建，陶铸和曾志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身为他们惟一的女儿，65岁的陶斯亮说自己一踏上福建的土地，就禁不住“浮想联翩”，父亲和母亲当年在福建战斗的情景似乎全部鲜活起来了。

　　昨日是“厦门5·25破狱斗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日，76年前的昨天，在中共福建省委的周密部署下，当时年仅22岁、却已经是一位“老革命”的陶铸率领11名武装队队员成功地营救了关押在思明县监狱的40多名革命同志。应邀专程来厦参加纪念活动的陶斯亮来到父亲76年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不禁感慨万千，她说：“‘无私者无畏’。当年我们的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以国家命运为己任，大公无私的精神。”

　　我的父亲母亲

　　他们所求的就是奉献、再奉献，为人民多做事、做好事

　　记者：您对父亲陶铸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在您心里，他是个怎样的人？

　　陶斯亮：我父亲的性格特别像“湖南人”，就是那种认准了决不回头的人。他有火一样的性格，却有着诗人的气质。父亲非常疼爱我，我也和父亲特别亲，总说自己是个“爸爸派”。小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厦门破狱斗争的故事，为了让我好懂，他还非常仔细地边解说、边画营救路线图，可当时我太小了，都没有记住；稍微长大点，我是从高云览的小说《小城春秋》了解厦门破狱斗争这段历史的，当时我问父亲：“爸爸，小说里写的人物哪个是你呀？”看到小说里主人公缠绵的爱情，我又好奇心大发地问：“爸爸，你们当时还谈恋爱呀？”父亲就告诉我说，小说里没有他，当时的革命者把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也没有小说里写的那种缠绵的爱情。

　　现在看来，我父亲很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他有很多超前思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创新性思维”。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他就特别重视环保，倡导成立了中南林学院，辟出一万多亩土地建设华南植物园；上世纪60年代，他就提出了深圳之于香港的特殊定位。

　　记者：能谈谈您的母亲吗？

　　陶斯亮：在我眼里，我妈妈是个特别了不起的女人，母亲、妻子、革命者……所有的角色，她都扮演得特别成功、特别精彩。总有人觉得女人一旦参加革命就不是女人了，可我母亲不是这样的，她参加革命工作70多年，女人和革命者，她两样都做得非常好。作为妻子，她非常爱我的父亲，这种爱是我非常敬佩的。“文革”时，父亲被打倒，有人授意她跟我父亲“划清界限”，可是她坚决不同意，我看过妈妈写给汪东兴的一封信，信里说，她坚决不同意与陶铸离婚，一定要和陶铸在一起。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妈妈坚定地支持着父亲、坚持与父亲站在一起，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在退休以后，我妈妈特别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好妈妈、好姥姥，她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和我的孩子。

　　记者：您常说，父亲母亲对您的影响特别大，能说说是怎样的影响吗？

　　陶斯亮：现在的年轻人都有偶像，我的偶像始终都是我的父亲母亲。妈妈把我生在延安，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遗传”自我父母。我这个人就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也没有失去目标、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这都是父母给我的“秉性”；我还坚定地信奉给予比索取幸福，人在给予中获得的幸福与在索取中获得的幸福是截然不同的，给予的幸福是一种精神升华，而索取却可能夹杂着污染。我的父辈们所求的就是奉献、再奉献，为人民多做事、做好事，他们的心灵是敞亮而纯洁的，没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我到这个年纪还是坚定地信奉“利他主义”，应该说也是他们的“真传”。

　　我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我纪念父亲的文章其实是“文革”后的第一篇纪念性的文章

　　记者：您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感动了全国无数的人。

　　陶斯亮：1966年6月，“文革”风暴初起之时，我父亲调至中央，不久便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可仅仅半年，由于他坚决不肯支持“文革”的疯狂进程，便被定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倒在地。1969年10月，父亲被只身押解去合肥，仅仅43天，他就蒙冤死于合肥，父亲去世时没有亲人在身边，还被当作烈性传染病人，用化名进行了火化。

　　在那个非常岁月里，我们不能悼念父亲，我只能偷偷地在里层的衣服里套上黑纱，在父亲的忌日给父亲写信，但每次一写完，就得马上毁掉，从不敢保留。这一封封无法寄出的信，诉说着我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并为他鸣冤。我就这样写了整整8年。1978年，我听到了要为我父亲平反的消息。那年11月30日，是父亲含冤逝世9周年，我便把积郁多年的感情和心里话，都写在了第9封信里，并寄给了人民日报社，著名的诗人柯岩特别为我的文章润色。“文革”十年，人们的心也冰封了十年，那种充满感情的文字在当时看来很有些“破天荒”的意味，很多人都感动了。我纪念父亲的文章其实是“文革”后的第一篇纪念性的文章，现在想来，我出名得有点讨巧了。

　　记者：当您得知父亲平反的确切消息后，您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陶斯亮：我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见报后大约一个月，我父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获得了平反，那次第一个平反的就是我父亲。这真是我们朝盼夜盼，盼了多少年的喜讯啊！可是，大概是激动过头了，激动得发木了，我倒是一滴眼泪也没流。要知道，在父亲蒙冤去世后的9年间，只要想起父亲的冤屈，我就以泪洗面，当时，为父亲昭雪冤案是我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非常感谢厦门

　　如果我们忘掉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那么我们的文化就有缺憾和空白。

　　记者：您来参加厦门破狱斗争胜利76周年纪念活动有何感想？

　　陶斯亮：我非常感谢厦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依然保留了破狱斗争旧址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认为先进文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类一切先进的文化，二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髓，第三就是革命文化。如果我们忘掉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那么我们的文化就有缺憾和空白。厦门市委、市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对此非常感佩。

　　来到这里，我想得最多的还是76年后的今天，纪念这段历史能给后人带来怎样的现实意义。现在，有不少文章都在说没有大公无私了，有的文章甚至批判大公无私。我认为，我们父辈所做的事就是大公无私，他们当时都只是20多岁的知识青年，完全可以去当教授、去当科学家，可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为国家、为民族流血牺牲的艰辛道路，他们是真正的大公无私。现在我们的社会也依然有这样大公无私的人存在，他们是我们社会的脊梁。

　　●文/本报记者 海鹰 图/王协云(来源：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