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贪追逃刚刚起步 遣返引渡切忌抓大放小

　　2002年初，新华社播发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2006年5月24日，加拿大联邦法庭发布公报说，原定于5月23日开庭审理的中国“远华”走私案重要嫌犯赖昌星遣返案推迟至5月31日举行。经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言人近日证实，

如果加拿大联邦法庭驳回中国“远华”走私案重要嫌犯赖昌星的上诉，边境服务局将正式启动对赖昌星的遣返程序。

　　赖昌星，因“远华”走私案而受到我国司法部门指控和通缉的重要嫌犯于1999年举家逃往加拿大，在经历了数年的垂死挣扎之后，终于无法抵抗正义的力量，将可能继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之后，被押解回国接受审判。然而，就我国追捕外逃贪官与反腐败体系建设，法国《欧洲时报》撰文指出，即便是由此打开了追回外逃贪官的路径，也不能因此一时松懈，更不能只抓大而放小。

　　携款外逃知多少?

　　如果赖昌星被成功遣返引渡回国，无疑是一个令国人振奋的消息。但是相对来说，我国的反贪追逃还只能算刚刚起步，更多外逃贪官的追捕还有待时日，我国的反贪追逃工作还任重道远。2002年初，《半月谈》杂志公布，由于贪官外逃现象严重，使中国“损失资金50亿”。就这个数据，《凤凰周刊》则撰文指出，这仅包括官方记录的立案的赃款，如果算上那些没有立案的，或者没有暴露的，这个数字也许会翻上10番、20番。那么，我国携款外逃的款项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又有多少呢?

　　我国香港廉政公署2002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经与警方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联手进行足足一年的深入调查后，正式起诉8名人士，包括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警廉的联手调查显示，该个涉及贪污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 1996年至2002年，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500亿港元。这还只是被查获的一个洗钱通道。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刘氏兄弟的地下钱庄的洗钱通道被查获，他们则是以“一条龙”服务闻名,在3年内资金流转总规模达到了20多亿元。而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则将120亿元人民币的走私收入，通过地下钱庄付往加拿大。

　　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则让人大跌眼镜：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为364 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则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反贪追逃出重拳

　　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增压，贪官的脚步似乎也在加快。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反贪风暴中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官挟款外逃的事例频率越来越高。

　　2006年5月23日上午，我国公安部、审计署首次就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议通报，根据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近年来陆续缉捕到位的有320人，涉案直接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与之对应的是一系列长长的名单：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2004年4月16日从美国押解回国；广东省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原副总经理黄清洲，2003年10月15日从泰国押解回国；陕西西安普照实业公司原总经理付普照，2003年7月10 日从缅甸押解回国；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受贿2559万元，2002年4月1日从斐济押解回国……一个个外逃大贪官先后落入法网。

　　大批小贪官逍遥海外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向媒体透露，针对近年来跨国(境)经济犯罪日益增多的情况，各级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国际执法合作力度。同时，公安部表示，将不断拓宽对外执法合作渠道，提高防范和打击跨国(境)犯罪的水平。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执法合作的范围，丰富合作形式，逐步建立犯罪嫌疑人名单通报、定期会晤、核查事项反馈等制度。进一步扩大对外执法合作领域，积极开展业务交流、执法人员培训、追缴赃款赃物等方面的合作。

　　早在200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就曾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追捕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战斗。

　　而根据《世界经理人》披露，近年来，广东省至少失踪官员790名、外逃1240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达 466名；上海市则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北京市则失踪112名、外逃442 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其余各省诸如河南、福建也涉案人数众多。根据这些数据不难发现，相对于被押解回国进行审判大贪官的数额，更多的小贪官还在逍遥海外，更多的小案子还有待查处，而我国的反贪追逃工作还任重道远。

　　遣返引渡忌抓大放小

　　然而近年来，司法机关似乎把目标锁定在诸如余振东、赖昌星等头号嫌犯上，这就可能“放纵”一大批数额相对较小的外逃经济犯罪分子。

　　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25日报道，绥化市委对外宣称查出的腐败实行“抓大放小”、“宽严相济”的政策、“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曾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首先它有悖于《刑法》关于“干部利用权力行贿受贿和贪污5000元就可以立案，10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 的司法原则。有人质疑，“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不能只针对国内被查处的贪官。外逃贪官不分数额大小，一样不能逃脱中国法律的惩处。　　　　国际通行的司法原则是，对腐败分子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心慈手软，决不姑息养奸，一定要严惩不贷。如果我们在追逃经济犯罪中片面抓“大”，不但与法律相悖，而且会纵容数量占绝对多数的中小贪官的侥幸心理。

　　华东政法学院蒋德海教授也认为，现代法治中法律的严肃性在于，所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不管大小，都应当追究。大逃犯如赖昌星之流固然要追究，小逃犯也不能任其逍遥自在。只有当大小贪官外逃后都得不到安宁的时候，才能真正震撼外逃贪官的心，法律的权威也才能真正确立。

　　贪官藏钱的“自主创新”

　　本报特约评论员生查子

　　山东省蒙阴县副县长袁锋剑将558万多元公款分100多次存入37家银行，然后将存折账本等放入茶叶罐埋在花池里；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局长李国蔚，将数百万元藏入改装后的煤气罐里；淮海工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张晋陆，亲自把存折藏到办公室对面女厕所的排气扇里；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将巨额现金转移到妻子农村老家，以层层塑料纸包装后藏在树洞内、稻田里、屋顶瓦下，甚至粪坑里；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将存折藏在皮带夹层内……当然，最有“技术含量”当属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等人，不动声色将上亿元赃款打入境外账户，一旦条件成熟迅速跳将出去。

　　财迷心窍，利令智昏。作为高智商犯罪的贪污腐败分子，往往对金钱有着比寻常人更为执着、更为强烈的占有欲，在敛财藏钱方面亦是挖空心思，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外国文学名著里有“四大守财奴”：《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吝啬鬼》中的阿巴贡、《守财奴》里的葛朗台及《死魂灵》里的泼留希金，其惯用伎俩无非是挖个地窖藏尽细软，坐守金山银山自个儿却一毛不拔，完全成了受物质支配的财富奴隶。如今的贪官，手段显然比他们高明得多，藏宝之地隐秘，往往出人意料。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真该给贪官们发个“自主创新奖”，为他们的另类智慧立一座另类牌坊。如果这些人将满脑子的聪明智慧用于为群众排忧解难，将独辟蹊径的创造才能用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对待本职工作像“捞钱”那样狂热，还真能成就一番盖世功业。可惜的是，我们已不能用正常人的标准要求贪官，因为在贪欲这种剧毒精神鸦片的作用下，不少人已经心灵崩溃、心理变态、精神变异，将灵魂抵押给了魔鬼，成为可怕的“钱疯子”、“权疯子”。

　　日渐“聪明”的贪官们，逼着反腐软件与制度防火墙不断升级，以智能管理、无缝制度、灵敏预警根绝红杏出墙现象，使别有用心者有所忌惮，不敢贪、不愿贪、不想贪、不能贪，更没有机会贪污受贿为所欲为。在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电影《白面包青天》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才能斗得过贪官”。话糙理不糙，村野闾巷的激愤之语，饱含着草根阶层的无限期待。我们如果机械地遵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古训，事事处处被贪官牵着鼻子走，没有做到预想一分、先行一步，事后惩戒型处罚，高昂的反腐成本终难降下。

　　越过底线、出离常识的异想天开，不可能梦想成真，贪官遭受绳之以法的宿命是一种必然。但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的藏钱术，时时刻刻提醒大家：在反腐的猫鼠游戏中，捕鼠夹、粘鼠胶、灭鼠药不是一劳永逸之法，它们都需要升级。　本报记者伍洲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