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战士军歌篇:烽火尘后诉不完抗日战士苦与乐

　　《亮剑》和新疆兵团农六师的渊源系列报道之二 ：

　　都市消费晨报北疆新闻中心记者 晏凤利 胡静 前锋 王建隆

　　在那个战争年代，当战士的部队规定结婚很严格，是绝对不允许谈对象的，即便是作为部队的干部，在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谈个对象也十分困难。他们的婚姻大多数是进新疆

后组织安排的婚姻，没有现在人结婚这样浪漫。

　　《亮剑》中李云龙的爱情和家庭和中国第一骑兵旅旅长李振海有些相似，李云龙第一个老婆秀芹是妇女部的，李振海老婆王钰是妇救会的，秀芹和王钰都是听说他俩威震敌胆的故事后见面认识的，李云龙追求他的第二个老婆田雨和李振海追求老婆王钰一样，他们最终成为了夫妻。 他们在烽火尘后的娱乐，没有打篮球、乒乓球、桌球等，他们只能蹲鸡比赛、捭手腕和用木棒横着当单杠。游泳被当作一项技能学习，目的适应行军和作战需要。吃饭编出顺口溜，“一碗浅，两碗平，三碗冒出尖”。

　　他们坐在纺织机旁，纺线织布，穿戴自己作的衣袜。一首名为《手榴弹》枪杆诗深得郭沫若、矛盾、巴金、艾青等人的好评。他们不仅学会了《保卫黄河》、《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歌曲，而且将字写在背包上学文化。

　　回忆当年，老人们彭湃激昂，言语如流水，再现出一个个他们真情、娱乐和生活中苦和乐的情景......

　　苦：吃不饱饭穿不暖衣

　　腰带扎了又扎，还是饿得心慌

　　刘丙正今年85岁，1994年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离休，离休前曾任兵团副政委。

　　2006年5月22日，记者在石河子宾馆院内小二楼里采访了他。

　　1947年，敌军侵占延安城之后，为了参加延安保卫战，党中央抽了两个部队——新四旅和教导旅。刘丙正老人告诉记者，攻打延安的那场战斗特别辛苦。那时侯，部队粮食非常紧缺，吃饭成了一大难题，战士们普遍吃不饱。为保障战士的战斗力，部队在延安一边战斗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开荒种田。延安都是山，严重缺水，开垦的梯田种的都是黍子。尽管部队自己开荒种田，但粮食还是远远供应不上，每个战士每天的吃粮标准是750克。因此，战士们编了许多顺口溜。

　　那时，部队除了作战外，大练兵活动抓得很紧，每天训练的时间都在8个多小时以上。刘老说：“那时候，每个班就一盆米饭。班长分饭的时候把班里10多个战士的碗排成一排，一份一份地打。全部打完后，才下口令吃饭，这样就保证了吃饭快慢统一。第二碗也是班长分。到了第三碗饭的时候，让战士们自己打，战士们就把碗都垒得尖尖的。战士们称其为两碗半。”

　　“另外，还有一个顺口溜叫‘一碗浅，两碗平，三碗冒出尖’。”刘老说着，从茶几上拿了一个苹果让记者吃。他给记者递苹果的时候，把苹果拿在手里摇了摇说：“ 我们吃饭的碗比这个苹果大不了多少，你想，在那个战争年代，打仗跑路每天费多少力气？再说都是小伙子，两碗半米饭能吃饱个啥？”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步枪练习课里面有个刺杀课。课程里有向左刺、向右刺、向前刺三种。“在上课时，有些调皮的战士肚子饿得不行了，刺杀就变了口调：向左刺，小米饭；向右刺，两碗半；向前刺，萝卜干。”说到这里刘老忍不住呵呵呵地大笑了起来，很开心，口水都流了下来，他赶紧掏出手帕擦了一下问记者：“你听的可笑不可笑？”

　　刘老将擦好的手帕叠好又装入了口袋说：“可能你听不懂。我们当时吃饭的碗小小的，一碗米饭年轻人两口就能吃完，但每顿饭只能吃两碗半。因为延安缺水，种不成蔬菜，部队上吃的菜都是从老百姓那里买萝卜干。”

　　“那时为了吃上一口肉，战士们天天盼着打仗。尽管打仗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但战士们还是盼打仗，你想想都饿到什么程度了。因为部队每次打仗前，司务长都要从老乡家买一头猪回来，让战士们吃顿荤腥饭。要么就是打一个大胜仗，回来庆功时吃。如果不打仗，那可是吃不到的。

　　“有一次部队在急行军时，一整天都没吃饭。走在路上，我饿得头上直冒冷汗。我把腰带扎了又扎，还是饿得心慌。

　　有几次，我伸手模了摸身上背的粮食，真想取一点放在嘴里，但又不敢，那是要受处分的。

　　“每次打仗都要牺牲，为了节约粮食，每次打仗回来，部队领导都要报人数。连队领导就挨个盘点人数，少一个人食堂就少打一份饭，那叫报伙报账。班里牺牲了战士后，大家都很难过，有的战士，特别是和牺牲的战士同村的或者是关系好的人，都难过的吃不下两碗半饭。

　　“哎，说起那个既光荣又艰苦的战争年代都觉得可怜。想想现在的年轻人，把吃剩的馒头一扔，多可惜啊！一个馒头要多少颗粮食才能磨出来呀！”

　　刘丙正的老伴冯大妈一直陪在刘老身边，听着刘老的讲述，她也开口了：“你这个刘伯伯那时可吃苦了，自从我和他结婚后，他每次吃饭时都要讲从前挨饿的事，讲给孩子们听。

　　“我们有5个女儿，每个女儿都被他教育的养成了节约的习惯。我做饭的时候，他还常常叮嘱我，家里有几个人就做几碗饭，不能浪费。现在，家里就剩我们两个老的了，吃饭不说，连水和电都很节约。晚上我走到哪个房间开哪个房间的灯，要是有时出来忘了关灯，他都要说我。”

　　就在记者要告别刘丙正老人出门时，刘老拉着记者的手风趣地说：“过去那个挨饿的年代，人们一见面就问‘吃饭了没有？’现在变了，人们一见面就问工作忙不忙？我今天你好好工作。”

　　一套衣服上上下下20块补丁

　　“一九四三年十月的天，红丹丹的太阳照呀么照枣园。敬爱的周总理，盘腿坐在纺车前，手摇纺车吱扭扭转，咱们总理带头纺线线……”说起部队上的穿穿戴戴，曾继富老人乐呵呵地给记者唱起了《周总理纺线》的歌。他眯着眼睛，嘴里唱着，手里还不停地打着拍子。

　　曾继富老人告诉记者：“在当时，战士们穿衣非常紧缺，尤其是到了冬天，陕甘宁边区的气候很冷，为了解决战士们的保暖问题，部队利用业余时间纺线。当时纺线车太少了，跟个宝贝似的，一个连队没几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想了一个好办法，用筷子插在土豆上捻，到后来又用铁做成了捻线轴，把羊毛撕均匀，在大腿上一搓，线就捻出来了。

　　“1942年，国民党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后，陕甘宁边区的后勤供应十分困难，为了生产自救，八路军战士自己开荒种粮，自己纺线织布。当时，我们在部队上就听说周总理还带头纺线。我们当时都在猜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会不会是周总理纺的线织成的。如果是那我们该多幸福呀！”曾继富说这番话的时候，记者注意到他的手不经意地将衬衣角捏在手里。”

　　曾老还说：“那个时候，部队里几乎每个战士都会纺线，还有很多人会打毛衣和毛袜呢！不知道你们问了没有，赵予征就会打毛衣(采访赵予征时，证实了这个说法。记者注。)。我也穿过毛衣，但我穿的毛衣是部队给发的。自从有了那件毛衣之后，我总舍不得穿，想把它留给我家里的老人穿。有时候，班长问我冷不冷，穿毛衣了没有？我就回答说我穿了。其实我哪里舍得穿。

　　“在部队行军的时候，我的背包最大。别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包里装着毛衣，还有一套参加红军时发的衣服呢。那套红军服我背了整整5年，结果在一次战斗中丢了，我心疼了好几个月，直到现在，我还很想念那套红军服。

　　“那时舍不得穿衣服的人很多，每次发的新衣服都舍不得穿，带回老家补贴家里。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不舍得换，脏了洗，洗了穿，弹片划破了，补补再穿。一套衣服到丢弃为止，上上下下不少于20块补丁。

　　“过去衣服破一个洞赶快就补，哪像现在的年轻人，好好的衣服裤子还专门弄个洞穿，把肉露在外面。我就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乐：战场外的乐观战士

　　蹲鸡：小个子斗败大个子

　　蹲鸡是过去小朋友们常玩的一种游戏，就是用双手将一只脚牢牢抱起，两人奔跳着相互用膝盖顶对方，将对方顶倒者获胜，就像公鸡斗架一样，所以有些地方也称这种游戏为斗鸡。

　　说起蹲鸡来，赵予征老人的兴趣一下子高了很多，他嘴里说着，手里比划着，显得很兴奋，“在战争年代，部队里除了行军打仗外，业余时间根本没有什么玩的，战士们就想着法子找一些娱乐游戏，蹲鸡就是战士们最喜爱的一种游戏。别看我个子不高，但我是玩蹲鸡的能手。

　　“我们连有个大个子，个头足有一米八，他蹲鸡很厉害，连里没有人能蹲过他，所以大家都不跟他蹲。有一天吃过晚饭后，我们10多个人玩蹲鸡，都被我蹲败了。这时，那个大个子来了，非要和我蹲。其实那时我从内心也怕他，他那么大的个头，膝盖能顶到我的下巴，我能蹲过他吗？我借口自己累得很不想和他蹲，可他说：‘赵予征，怕什么，有本事你跟我蹲一回，你不是厉害吗？’。我是个不愿意服输的人，他这么一说，我抱起腿就准备和他对蹲。”

　　“赵予征和大个子要战上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呼啦一下院子里的战士都围了过来。一个战士在地上画了一个直径约4米的圆圈，规定是除了倒地者算输外，被对方顶出圆圈外的也算输。规矩定好了，他们开战了。

　　“说实话，如果硬碰硬，我肯定蹲不过他，我就采取躲闪的战术。大个子身体壮，单腿跳来跳去，一会儿就招架不住了，他就喊：‘赵予征你躲啥？有本事顶呀？’我才不上他的当，还是躲闪着。五流分钟后，大个子看上去一点劲也没有了，那条抱在手里的腿都快掉下去了。我看时机到了，就大叫一声‘开始接招吧’，然后猛冲上去一膝盖顶在大个子的膝下，把他掀翻在地。”赵予征老人笑着说。

　　“战士们见我把大个子撂翻了，使劲为我鼓掌。大个子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拍打屁股上的土一边发牢骚：‘姓赵的，你这算什么本事，你把我拖得没劲了，才顶我，能叫赢吗？有本事和我再蹲一次，硬碰硬，不准躲，你把我蹲倒，我当着大家的面叫你一声师傅，你敢来吗？’‘输了就输了，不要不服气，这跟打仗一样，讲策略。你说仗也打完了，打败方还能重新提出再打吗？’我刺激了他一下，硬是没和他再来第二次。

　　“从这以后，大个子无论什么时间，只要一闲下来，就提出跟我再拼一场，我根本不理他，弄得他心里气呼呼的。

　　“蹲赢大个子后，我的名声在连里一下红了。连里的领导都说我个子虽小，脑子可灵活着哩。”赵予征说到这里，兴奋地撮着双手，呵呵地笑了起来，仿佛回到了那一刻。

　　游泳：连逼带托才学会

　　“部队上当兵，样样都得学会，游泳也是一项。在战争年代里，打仗不讲场地。爬山、过河，不会水怎么办？敌人打不死，倒让河水淹死了，那叫什么？”赵予征老人回忆说，“那是部队转战到山西的时候，部队驻地前有一条河，平日里，战士们训练后都到河里洗澡。可是我不会游泳，从来不敢下水。

　　“有一天，连里一位领导也让我下水学游泳，我不脱衣服，领导生气了说：‘不行，这是任务，不会游泳的要全部给我学会。’在部队上，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没办法，我下水了。一开始，我站在河边，只是用水使劲往身上洒，就是不往深水里走。那位领导见状，就叫一位会水的战士把我往深水里拖。‘不行啦，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拼命地喊，可那个战士像跟我开玩笑一样，一下把我推倒了。慌乱中，我双脚一阵乱蹬，两只胳膊呼啦呼啦地在水里乱抓，没想到倒漂了起来。那位战士大笑了起来，‘这不会游了？’但我心里还是害怕，‘你不要推我？抱住我的腰让我漂在水面上慢慢学好吗？’我向那位战士虚心地说道。‘行，你趴在水里，要手和脚配合着一起划拉。’他用手比划着说。照着他说的，一次，两次，你还别说，我真的能漂在水面上了。

　　“第二天上军事训练课时，我手里拿着心里却一直在想着游泳的场景，盼着赶快下课去河边学游泳。下课的哨子吹响后，我叫上那位战士赶快往河边跑。下水后，继续按前一天的办法练。

　　“我趴在水里的时候，脑子里尽量想着手脚配合好，可怎么也弄不到一块去。但这次练过后，我对水产生了些好感。”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赵予征和那位战士又练习游了几次，渐渐地手脚能配合到一起了。

　　说到真正学会游泳的那天，赵老又笑了。他说：“那天我们下水后，他仍然揽着我的腰，教我划拉。我就使劲蹬腿，双手不停地向两边划。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很轻，腿脚不那么吃劲了，就憋了口气，扒拉着。扒拉着，还扒拉着，突然觉得他好像没有揽我的腰，我赶紧停了下来，站在水里。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一个人已经游出了十多米远，心里一下慌了。水漫在我的脖子根上，我站立不稳，吓得大声喊道：‘你干啥要放开手？我已经不行了，快过来救我……’那位战士站在那里，跟没听见似地一动不动。稍后，他对着我大笑说，这是你自己游过去的，我没办法，如果你不游回来我就要走了。

　　“我一听没招了，就试探着扑腾一下趴在水里，使劲地蹬腿划水，可就是漂在原地不动。那位战士见状，有点担心，赶快游了过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你这个胆小鬼，害怕个啥？刚才你不是自己游过来了吗？我给你说，我不会管你，现在你要自己游回去。’我又趴在了水里，他示意我，手脚要配合好。我心里念叨着，一定要配合好，我一定可以游过去的。

　　“就这样，在那位战士的鼓励下，我没怎么费劲就游了回去。上岸后，我兴奋地大叫了起来：‘我会游泳了，我赵予征终于会游泳啦！’”

　　文化：识字，枪杆子上写诗

　　1949年，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有一首诗——《手榴弹》深得郭沫若、矛盾、巴金、艾青等人的好评。

　　这首诗这样的：别看我是铁蛋，我的用处不一般，不喝水来不吃饭，冲锋陷阵我当先。大家把我好好练，投得准打得远，轰隆一声冒黑烟，炸得敌人飞上天。写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新四旅宣传队年轻的宣传员乔连川。

　　据赵予征老人讲，乔连川创作了这首《手榴弹》以后，当时就有一个战士提出：“以往文人写诗，流传千古，我们军人肩负着解放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从事着神圣而壮丽的事业，应该有诗。”还有战士提议：“我们是靠枪杆子打天下，而诗是写在枪杆上的，就叫‘枪杆诗’吧。”于是，枪杆诗就这样诞生了。

　　在战争年代里，别说一个连，就是一个营、一个团识字的战士也没有多少。所以，部队除了打仗、训练外，其余时间最多的就是识字。

　　1940年5月，新四旅宣传队改名为“铁流剧团”，先后从抗大调入6名活动能力强、艺术修养高的同志充实到宣传队。在“铁流剧团”到各部队、基层进行演出的时候，战士们高兴极了，纷纷请宣传队员教他们唱歌、识字，有的战士还拽着宣传队员不让走，让他教几个字再走。

　　战士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有个从山区来的战士说：“我要学文化，把打胜仗的好消息告诉家乡人，告诉我的父母。”“这位战士的话多鼓励人心呀！”赵予征说，“部队上经常请人来教战士唱歌命歌曲，记得在学会的许多首革命歌曲中，《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歌让战士们最激动。这首歌能唤起战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敌人的憎恨，很鼓舞士气。”赵予征老人说，到现在为止，几十年过去了，他还能唱当时学的《我们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歌曲。

　　当时，除了学唱革命歌曲外，战士们识字的积极性也很高。为了让更多的战士识字，部队里识字的战士就成了宝贝，战士们这个请那个叫。

　　“毕竟我们是作战部队，闲下来的时间非常有限，为了教战士们识字，一个领导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扔掉的烂衣服捡回来，把衣服后背位置好的布料剪下来写上字，教大家认。有时候，战斗紧张时，在行军过程中，就把这些写在衣背上的字别在每个战士的行李上，大家边走边认字。部队行进一段时间后，大家把背包上的字取下来，互相调换，再重新别上。这样，一个行军过程中，大家都能认识好多字。”赵予征老人说，“到后来，也就是部队改编为兵团农六师后，战士们基本上都能识字了，大部分人都会写信。”

　　婚姻：新婚第三天，丈夫跑去抓叛徒

　　现住五家渠市的王钰老人今年85岁，她是曾任西北野战军骑兵旅旅长的李振海的妻子。5月24日，记者联系到她时，她儿子因担心母亲的身体，代替她接受了采访，我们有幸知道了王钰和李振海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患难爱情。

　　1935年4月，14岁的王钰不堪忍受地主的毒打，在家乡宁夏盐池县投奔红军。参加革命后，她常常听李振海“孤军入匪穴”、“月夜擒魔头”的英雄故事，便对李振海产生敬仰之情，同时渴望能与英雄相识。

　　1938年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王钰和李振海在妇女部肖子珍大姐的安排下初次见面，随着产生了浪漫而朴实的爱情。

　　也许是好事多磨，他们因为一场误会差点彼此错过。1938年12月，王钰到延安党校学习，由于走得匆忙，没来得及给李振海打招呼，偏偏又有同志开玩笑说王钰变心了，到延安被大首长看上了，再也不回来了。李振海不知道这只是个玩笑，他听后心里很痛苦，决定不再和王钰联系。1939年初，从延安学习归来的王钰四处打听李振海的消息，才解除了这场误会，并于当年春节喜结连理。

　　就在他们结婚的第三天晚上，营部通讯员突然跑来说有急事叫李振海归队。王钰问丈夫：“司令员不是给你一个星期 假的吗？咋才三天就要回部队呢？”李振海说：“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你好好休息。”说完就跟通讯员走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振海才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原来，李振海他们团的一个参谋，因经受不了战争的艰苦，在敌人的拉拢和诱惑下携带部队里的一部分文件叛逃了。当时，部队的主力多在外地作战，留守人员很少，而李振海因为对当地地形熟悉，也认识那个参谋，所以团里就把捉拿叛徒的重任交给了新婚仅三天的李振海。

　　李振海接受命令后，立刻带领几名骑兵连夜四处搜寻，结果在天亮时，在离敌人前沿阵地不足500米的一个山洞里捉住了叛徒。

　　于是，李振海又多了一个英雄事迹——“新婚之夜斩叛徒”。

　　在后来的日子，两人在峥嵘岁月中并肩作战，并一同随部队进疆。1952年，共同参加创建了新疆军区第一个机械化农场八一农场(现农六师一0二团场)。1993年11月，李振海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