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从2004年1月至2006年4月份，在两年多时间里，陕西省平利县交警大队共瞒报交通事故420多起，瞒报交通死亡人数52人，如此“成绩”使该交警大队成了“先进”。对此，该交警大队大队长陈衍平明确表示，“这是交警系统公开的秘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上面也知道这情况。”(详见今日本报A33版)
如果说，煤矿生产领域内的事故瞒报，因为此前发生得太多，人们已经见怪不怪的话，那么，交警大队瞒报交通事故，则不能不令人大跌眼镜、惶恐不安了——在公共行政领域，还有多少部门在瞒报、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瞒报的？而瞒报频仍、有恃无恐到成为“内部公开的秘密”的地步，究竟说明了什么？
当然，从表面上看，管理部门之所以对瞒报“乐此不疲”，在于管理部门与被管理对象之间有直接的利害关联，如官商勾结、政绩形象等等，所谓“不这样做过不了关，影响年终考评；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多了，影响当地政府形象”。但如果深究下去，又会发现事情其实不止于此。
试想一下，如果平利县公众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情况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即，如果当地交警部门不仅要向上级报告，更要向当地公众汇报交通事故发生情况，并且对交警部门的政绩考评、是否“先进”，不仅由上级说了算，更要群众来定夺，那么，交警部门能瞒得住，并敢于去瞒吗？
由此可见，瞒报之所以最终能从一种滥权冲动演化为一种滥权现实，与其说“容易滥用”的权力天性使然，不如说是权力规制环境欠缺的必然——权力滥用太容易、成本太低了，换言之，瞒报频繁出现折射的实际上是权利的贫困——公众对于权力知情并给予监督制约的途径、能力太贫困、太匮乏。一句话，凡是监督阳光照耀不到的权利贫困之地，必然是瞒报的“乐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