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杰
由于中央联合督办组的介入，陕西“潼关乱收费”事件的调查正在不断深入。尽管事件本身还没有结论，但相伴出现的景象却喜忧参半。一方面，“乱收费事件”被曝光后，“潼关这几天清净多了，路上也没有人敢违规收费了”；另一方面，事件也带来了暂时的“后遗症”，陕西方面有官员透露：“这两天，已经没有人敢查假冒了。”(5月29日《中国青
年报》)
显然，“路上没有人敢违规收费了”，这是该事件带来的积极后果。而“没有人敢查假冒了”则是该事件带来的不良后果。因为对乱收费乱罚款事件的查处，使得正常的行政执法都不敢进行，与其说是执法机关担心出错而采取的消极对策，倒不如说是执法机关对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事件的无声对抗：不让我乱收费乱罚款，我连正常的行政执法都不干了！
要么积极执法乱收费乱罚款，要么干脆连正常的执法都不进行了，这显然是行政执法的“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都是违法的和不当的，乱收费乱罚款是违法和违规行为，而不执法则是执法不作为，是放弃行政执法权，是懒政。这两个极端都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也违背法治政府的本质和依法行政的要求。
因为查处违法和不当执法，就带来不执法的“后遗症”，充分暴露了我国当前行政执法领域的不健康生态。在一些行政执法者那里，似乎执法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乱收费和乱罚款问题，如果不允许出现这些问题，那就只能不执法。总之，在这些执法者那里，是不存在从实体到程序都合法的行政执法的。这恰恰是依法行政的大敌，也是许多行政执法出现违法违规现象的根源所在，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执法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