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适宜的扶贫发展模式

　　松桃县扶贫办副主任杨再桥认为，贫困是当地制贩黑枪屡禁不绝的最主要原因，对于当地扶贫工作面临的种种困难和矛盾，他显得忧心忡忡。他介绍说，困难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首先是投入不足。扶贫经费投入和扶贫工作实际需要相差比较大。1994年到2000年，贵州省对48个贫困县投入九十多亿元的扶贫，但松桃县只得到1亿多元。2001年松桃县作了一

个扶贫十年规划，总共需要4亿元，但是由于投入不足导致许多贫困村落的扶贫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例如根据扶贫部门的调研，瓦溪乡岩桑坝村公路建设需要四五十万元，原本计划修十多公里。结果只得了几万元的资金。当地山路难行，农产品往往难以运出来，如果资金不足，基础设施难以改善，扶贫规划就无法实现。

　　其次是农村金融机构扶贫贷款支持力量小，难以满足需求。松桃县“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当地农行共发放扶贫贷款1.8亿元，但是有1亿多元难以收回，以至农行不愿多发放扶贫贷款，去年仅发放扶贫贷款30多万。

　　还有就是当地的自然条件恶劣，由于旱灾、火灾、涝灾等返贫现象十分突出。

　　铜仁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松桃枪患也充分暴露出当地的基层组织工作存在脆弱性，难以发挥带富百姓的领头雁作用。从2002年到2003年党建扶贫队所帮扶的10个村来看，其中有6个村枪患出现反弹，其原因在于不少村干部认为报酬低、工作累、条件差，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村干部反映，扶贫工作队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但对特困人口常年性的扶持太少了，例如每个季度的救济粮很有限，一般是每户三四十斤粮食，而且只能发放给最贫困的几户人，与大家的救济需求相比仅仅是杯水车薪。

　　采访手记：莫让贫困滑向罪恶

　　深夜，凛凛山风不时掠过宾馆。每一次门窗的响动都会让我们悚然惊醒。毕竟，几天下来的采访会引起松桃县枪贩们的注意，偷袭随时可能发生。虽然隔壁房间就住着公安人员，可担心仍如影随形。人，大概只有在如此接近罪恶时，才能感到扑面而来的重压。

　　白天，行走在黛绿色的大山中，探访制贩枪支的村庄时，其贫困又让人心痛：制贩枪支者有的甚至全家15人挤在十几平米的破房中，有的为了200元钱铤而走险。此时想起繁华的都市，仿佛两个时代。

　　松桃枪患已持续了十几年，涉及10个乡镇的15个村，成为影响当地及至相当省份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量。其中绝不仅仅是“贫困会产生罪恶”那样简单浮浅的逻辑，那么该如何解读罪恶与贫困各种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

　　法国著名社会学者图海纳(Touraine)认为，近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人们地位高低不同，而同时又都在同一个结构中；而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

　　这种“断裂”表现为，在土地、水等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松桃山区，扶贫难度越来越大，减贫速度越来越慢，返贫人群不时增加。让人忧虑的是，产业扶贫还是外出打工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脱贫方式，放到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极贫困地区却难以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当地农民文化程度低，许多是小学毕业，而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等多种因素，使贫困的农民难以在上述扶贫方式之中找到自己的产业位置，而同时被摈弃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致使他们摆脱贫困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选择铤而走险。

　　“造枪村”“贩毒村”“卖血村”，这些被黑色产业笼罩的村庄，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落差的一个个标记。《瞭望新闻周刊》此前在陕西采访时发现，该省经济发展最强的前5个县，其中有4个是国家或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资源开发如火如荼的神木县，一方面是GDP和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另一面却是占全县人口1/3的贫困人口。

　　事实上，重视GDP和财政收入，忽视社会发展的现象，是当前许多地方的发展通病。在一些地方官员眼中，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而实际上，一列高速行进的经济列车如果不设立社会保障、社会救助、行之有效的扶贫体系等“站台”，许多人将永远无法搭乘这趟列车，其结果则是引发一系列黑色而沉重的社会问题。

　　这方面，“造枪村”“贩毒村”给我们的启示至为深刻。(《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健 秦亚洲 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