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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召逃犯自首的女主播向菲:责任感使生命有意义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01日00:30 新京报
感召逃犯自首的女主播向菲:责任感使生命有意义

2005年2月24日,向菲送别投案自首的辜海军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本报资料图片 浦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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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人物

  向菲,四川人,军人家庭出生。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年初,她开始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节目主持人,在她的帮助下,先后有4名命案嫌疑人自首:2005年2月17日,逃亡12年的辜海军自首;2005年4月1日,逃亡4年的袁炳涛自首;2005年9月18日,逃亡6年的余昭明自首;2006年2月28日,吴建良自首。2005年,向菲被公安部授予
“金盾新闻特别奖”。

  对话动机

  5月12日,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巡回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启动。向菲成了报告团中的“明星”人物,受到新闻系学子们的欢迎。昨天下午,报告团回京总结,向菲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有责任感就不会远离观众”

  新京报:你的声音很具亲和力,是因为后天的训练或是刻意的要求而形成的?

  向菲:主持人不能带着面具坐在话筒前。你一天可以这样,但每天都这样,你是坚持不下来的。最主要一点,这种亲和力是产生于你与听众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是平等的交流。当你有一种责任感的时候,你就不会远离观众。

  新京报:你刚参加了“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巡回报告会,很多大学生很喜欢你。你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向菲:这次活动是5月12号在人民大学启动的,之后我们分两组,一组在东部地区,江苏、上海、福建、广东。我是在中西部的组,和一位专家及另一位记者在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做了4场,参加的都是当地高校新闻院系的师生。

  我报告的题目是《电波传千里责任在我心》,主题就是谈社会责任感,大约40分钟。

  在场一些学生也正好是我的听众,报告做完了之后他们就给我发邮件,到我的博客留言。

  新京报:你的报告中,多次提到记者的社会责任感,责任感会不会有“透支”的一天?

  向菲:不会的。我记得一个内蒙古的小男孩给我寄来了一个手镯,是他特意到附近庙里从僧人手上拿下来的,为此他给庙里挑了一天的水……被听众、观众、读者热爱着、信任着、需要着,这是我肩负责任继续行走的力量源泉。

  我曾经采访过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92岁高龄的老建筑设计师张开济老人。他说,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那么他是一生幸福的人。

  我做了十年广播人,我幸福了十年。我热爱我的职业,它让我充满责任感,使我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

  “观众其实需要另一种说教”

  新京报:辜海军是你通过节目接触到的第一名逃犯,在这之前,神州夜航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向菲:当时我们的节目是在凌晨零时30分到1时30分,这个时间段很多地方电台都以音乐为主,而我们节目定位是以新闻事件作为标本,关注这些事件和故事背后的故事。这样相对比较厚重节目,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听众的较大反响。当时,我一周做两期节目,其中一期是把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的困惑,设置成十字路口,用这种方式训练听众的人生判断能力,纠正发生偏差的世界观价值观。

  新京报:这些“十字路口”的来源是什么?

  向菲:故事本身来源于生活,用小广播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十字路口,往左往右,总会有一个相对正确的方式,也会请专家告诉听众什么东西应该是相对正确的。辜海军是我们的听众,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如果讲大道理他可能听不进去,但是换成这样通俗易懂的方式,他觉得自己也遇到了十字路口,也需要做出选择。

  新京报:这也就是你对自己工作的感受?

  向菲:对,我认为听众其实需要说教,但需要以另一种形式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不希望第二个辜海军出现

  新京报:你刚知道辜海军是逃犯有什么感受?

  向菲:其实他的身份一直没有确定,直到他投案自首,警方确认,我们心里的石头才落地。回过头去想,正是因为他身份不确定,我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听众,不觉得可怕,也没有想到血腥和杀人的东西。

  新京报:辜海军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你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变化?

  向菲:从节目的角度看,这件事可能让我有了更多的听众,也让我意识到听众中还有这样一部分特殊的群体,还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新京报:当时你有没有想到,会有更多类似的人出现?

  向菲:没有想到。我当时心情特别复杂,除了刚才说的一块石头落地,还有另外一种感觉:要是他说的都是假的该多好。后来,我满足辜海军的心愿,在节目里点一首歌,把他的故事讲出来。而我自己,是希望不要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辜海军出来。

  新京报:可一个多月后,袁炳涛出现了。

  向菲:是的,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在辜海军到袁炳涛之间的一个月里,我收到大量的短信,都说自己是逃犯。

  当然,他们没有恶意,只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满足他们一个小小愿望。我一开始跟袁炳涛联系时,也是以开玩笑的语气质疑他,直到后来跟他通电话,才知道是真的。

  “劝自首7天发了200短信”

  新京报:在你的帮助下,有4名逃犯自首,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向菲:辜海军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今我还跟他保持着通信联系。第二个袁炳涛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陕西宝鸡监狱服刑。第三个余昭明以过失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2年执行。现在,老余已经“回家”了。他说,原来他眼中的社会是冷酷的,但现在,自己内心已没有仇恨,而是心怀感恩。

  第四个吴建良,在案发7天后找到我。在他去自首的途中,我一直用短信陪他聊天。7天的时间,我给他发了200多条短信。

  “希望更多专家参与进来”

  新京报:在这之后,估计你会收到更多的短信,会不会开始觉得烦?

  向菲:没有,因为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我也希望这方面能够有更健全的机制,比如法律界、社会学、心理学专家,都参与进来,影响更多人。

  新京报:目前也有一些专门的咨询机构,可能更多的只是一种单纯的工作行为,而难以像你这样投入感情去做。

  向菲:所以这不是取决于途径,而是取决于人,有爱心和责任感的人其实也很多。

  本报记者 徐春柳

  实习生 白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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