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观察:瞒报为何成了“瞒报者的通行证”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明确要求，交通事故及死亡人数不得瞒报！然而，从2004年1月至2006年4月份的两年多时间里，陕西省某县交警大队共瞒报交通事故420多起，瞒报交通死亡人数52人，如此“成绩”使该交警大队成了“先进”。对此，该交警大队某大队长明确表示：“这是交警系统公开的秘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上面也知道这情况。”（见5月29日《华商报》）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交警系统公开的秘密”，是不是“上面也知道这情况”，仅凭这位队长的一面之词，恐怕还不好断言。但从疫情瞒报，到矿难瞒报，再到交通事故瞒报，从某些地方出了丑事即想方设法瞒报几乎成了潜规则来推断，我觉得，他的话似乎“不无道理”。

　　事实上，瞒报大多是有一定背景的。比如，瞒报者的上级往往与瞒报者利益相关、荣损与共，下级的政绩关乎上级的政绩，甚至下级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上级“引导”的结果。一言以蔽之，上级瞒报的动力并不比下级小多少。如此一来，瞒报成了“公开的秘密”，某些地方的上级领导对下级的瞒报装作不知，瞒报得不到什么查处，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个县交警大队的瞒报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多了，也影响当地政府形象”、“当了先进，县上领导高兴”———这样的直言快语，可谓世事洞明、深悉“上心”；“要完成上级压缩‘四项指标’的要求，只能按上级的要求去做，不这样做过不了关，影响年终考评”———这样的话，听起来也不像是无稽之谈。而在目前某些情况下，下级是善于揣摸上级意图的，偏差想来也不大。

　　瞒报被当事人认为是“公开的秘密”，如果不这么做，大约就要被认为是不明智和不谙世故。而如果瞒报被公众认为是“公开的秘密”，则无疑是一种悲哀了。瞒报成了“瞒报者的通行证”，这样的荒诞只能说明相关制度出了问题。

　　首先，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善，还不能充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如果交警大队在向上级报告交通事故的同时，必须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死亡人数、事故原因在新闻媒体或政府网站上公布，那么，要想瞒报实在是很难，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其次，某些荣誉的授予只是限于小范围操作，未经过公众的评选或把关。上级只是依据下面报来的数字、成绩来决定先进的归属，而通常并不注重数字和成绩的核实，难免会使荣誉失真。这样的荣誉评选制度给了某些沽名钓誉者以可乘之机。而在荣誉与升迁挂钩的情况下，一些人难免会弄虚作假。

　　更可怕的是，瞒报者以及政绩弄虚作假者非但得不到有力制裁，有时竟还一路高升。于是，一些人大可以不顾及公众的脸色，靠瞒报、浮夸、报喜不报忧等手段来捞取各种资本与好处。

　　为了让瞒报事件不再发生，为了维护政府的公信力，笔者认为，应尽快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以及细节，并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让瞒报成为“瞒报者的墓志铭”而非“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