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
若不是因为话剧《哥本哈根》，一个文科生如我，很长时间里对于玻尔的认识，仅是课本上出现过的一个名字，他提出的“互补原理”我是不甚明白的，放下课本轻易便淡忘。而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我倒是自幼就记在心头，虽则我压根不清楚相对论到底怎么回事儿。
同是20世纪物理学大师，同样的旧闻新做，追寻他们在上海的足迹，境况却差异到让我有些吃惊——时人对他们的态度，竟和少年时的我并无二致。爱因斯坦即便只是路过，也留下足够多让后人可以埋首琢磨的“专刊”“专号”，轮到玻尔讲学，我却苦恼于遍寻不到几条消息，以至于我看到1937年5月18日《大公报》上那篇介绍长文时，几乎要雀跃了。也许1937年的中国毕竟已经褪去20年代那股少年中国狂飙的劲头；也许就如一位院士曾经对我说过的，爱因斯坦是后世再难出现的科学偶像，世人对他的热情更类似于对偶像的热情；也许，量子物理终归是属于少数人的高深科学。
于普罗大众，玻尔来访确乎是寂寞的，然而在学界，玻尔却足可以欣慰。丁燮林、竺可桢、王淦昌、束星北、吴有训……当时国内青壮派物理学家全卯足劲道，在玻尔20天讲学里，他们之间碰撞出多少火花：王淦昌与他探讨宇宙线中级联簇射原因，束星北询问他和爱因斯坦间争论的看法，小玻尔在日记中特别写道：“青年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和我父亲讨论得很起劲，那个夜晚使我们很高兴。”玻尔本人亦在晚年时说自己对1937年中国之行留下了“永久的回忆”。
1937年，大众的热情不再像从前那样激昂，转而是学界的底气见长，“各大学都是朝气蓬勃，关于原子物理学的研究颇有相当的成绩，所以才引起玻尔对我们科学界的重视。”玻尔在这里遇到了足可以和他对等交流的同行，尽管高手们过招，落到后人眼中不可避免露出寂寞的底色。
闲说一件乍看下不相干的事，2002年玻尔家人在玻尔个人网站上公布了二战结束前夕他与海森堡的通信，网站的日点击量飙升至15000，而在平时，这个数字是50。真科学总是寂寞的，70年过去，玻尔带来的那抹寂寞底色一直固执地存在着。那是一种引而不发的自信与坚忍，如古语“水深所载者重”，我很庆幸，这城市尚有这样一抹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