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不失收入

　　《福建日报》从5月30日起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系列文章，介绍厦门破解失地农民发展问题的做法和经验

　　——厦门破解失地农民发展问题调查之一

　　对农民来说，暮春四月正是最忙的时候。不过，同安区株厝村的王水加这时关心的

却是一处建筑的施工进度。

　　这处建筑是安置房。去年7月，同安工业集中区开工，株厝耕地全部被征，获得补偿款近1000万元。根据统一规划，村民决定，村里投资600多万元建设安置房，按人数平均分配。

　　与株厝一路之隔的，是大规模的同安工业集中区。目前，119栋通用厂房在建，11家企业入驻。霏霏春雨中，工人正在抢进度，过不了多久，会有更多的企业进驻，带来数万工人。

　　安置房离王家不足百米，共3栋，每栋5层，已建到第三层。对王水加来说，安置房是原来土地的转化，过去他家收入来自3亩多耕地，今后更多的要靠出租安置房了。

　　去年7月以来，厦门市实施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战略，许多像王水加这样的农民，正失去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面临着生活方式的巨变。

　　事实上，许多比王水加更早失去土地的农民，已经走过一条从乡村到城市的道路，正享受着农村城市化的成果，他们已经或正在变为都市人。

　　金边·银里

　　株厝建设安置房，在厦门有个通行的名称——“金包银”。

　　“金包银”，就是在大面积征用土地成片开发工业集中区时，村庄就地改造，与工业集中区融为一体，成为未来城市的组成部分。

　　“金”就是“金边”，利用村庄与规划市政道路之间的空置地，按人均15平方米标准提供给失地农民预留发展用地，在村庄外围统一代建商住两用建筑。这些建筑一般5层，一层店面，二层以上公寓、住宅，建成后以成本价交给被征地村民，每户可得一个店面、一套公寓、一套住宅。它们主要用于提供工业区外来员工的饮食、居住等配套服务，或开店或出租，但不能转卖。

　　“银”就是“银里”，按“路通、水畅、污治、安全有保障”的要求统一规划改造旧村，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村民直接转为居民。

　　“金包银”是厦门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探索出的经验。虽然征地给征地款，拆迁给拆迁费，但在过去，农民不愿让出土地。因为许多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特殊技能，谋生能力较低；投资意识不强，拿了征地款、拆迁费后娶妻盖房，或吃吃喝喝，有的甚至赌博，最终“坐吃山空”。一些失地农民说：“今后不知道该如何生活。”

　　“金包银”解开了这个结——通过政府开发，提升农村土地、房产价值，并将增值部分返还给失地农民，满足他们长期的收入、就业需求，政府运用政策设计，让失地农民长期共享发展成果，得到失地农民的认可和支持。在“金包银”模式下，同安工业集中区和翔安火炬园区大规模征地，涉及37个自然村25600多人，却没有一例上访，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

　　翔安区马巷镇西亭自然村是“金包银”试点村。去年，火炬园区首期开发4.75平方公里，涉及西亭等6个自然村。西亭人口900人，“金包银”总投资约8100万元。目前，“金边”工程已有12栋动工，2栋近期可以交付。“银里”整治去年12月启动，11条村道部分已交付使用；景观整治也已动工，公园绿地、公共活动场所、居委会综合楼已委托设计。今年4月1日，西亭“村改居”。

　　虽然工业区还在建设中，但西亭人已经感觉到火热的气氛。洪火车家正在改建房屋，一层改成店面，二层分割成10间，准备将来出租。洪国强家最小的一间屋子，已租了出去，每月租金200多元。

　　市派驻干部林星火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变革。参与认定村民“金包银”权益身份，落实分配方案，忙得团团转。他说，洗脚上田的西亭人，正转化为新城区的市民。

　　5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福建考察时，来到西亭了解“金包银”工程。他说，“金包银”把工业区发展与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相结合，促进城乡结合、工贸结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探索。

　　房东·股东

　　4月15日下午，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春雨。

　　集美区灌口镇上头亭居委会29名居民议事会代表中的24名在开会，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向厦门力勇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出租通用厂房。

　　上头亭今年1月“村改居”，187户713人。2001年，灌口建设工业集中区，厦工集团、金龙汽车等大型企业先后落户上头亭周围。此后3年，全村2200亩耕地全部被征。2004年5月，村里用补偿款集体提留部分，建了1万多平方米的通用厂房，折成713股股份归居民所有，每年出租收入按股分红。但是，去年8月建好至今，虽有100多家企业来洽谈租用，但都被村民否决。

　　原因是，耕地被征后，大部分村民用补偿款新建、扩建住房，准备把多出来的房间出租给工人。所以，出租厂房时，他们更看重企业的员工数量，人多了，房屋才容易租出。这些厂房预计年租金128万元，相对于私房租金，这是小数目。

　　今年3月，有一户把私房出租给雨伞厂，月入7000元。去年12月，陈万仁投资60多万元改建私房，除第6层自住外，另外5层每层14小套，每套月租可达150元。虽然现在还没租出，但他一点不急，因为工业区企业正陆续入驻，已有500多人在社区租房了。

　　事实上，在厦门岛内农村，两年前就走过了上头亭的路。

　　2003年12月，思明区、湖里区共22个村完成“村改居”，失地农民拥有房东、股东双重身份。现在，他们的重点是将集体资产以股份量化到个人，使股份收入成为农民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让“村改居”的居委会成为真正的城市社区居委会。

　　不过，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湖里区高殿居委会，目前最头痛的就是如何处置集体资产。高殿居委会原为高殿村，是岛内最大的村，村民9000多人。从1982年至1990年间，村里土地陆续被征，获得补偿款1亿多元。这些钱没有分到个人手里，而是转为集体资产，由专门成立的高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运作。10多年来，通过村集体建设，或村和村民集资，或村民小组和村民集资，建了6个工业小区，招来几百家企业数万工人。现在，高殿住有10万外来人员，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私房出租，平均每户年租金收入两三万元。去年，村集体收入1200万元，15个村民小组共收入2000多万元，村集体账面资产上亿元。

　　走在高殿社区，让人感觉这里更像一个乡镇，到处是店铺，到处是行人。在这里，村民更像城市隐者，喧嚣的都市、纷乱的尘缘离他们似近似远。正因如此，如何对这笔庞大的集体资产股权量化，颇让高殿人费思量。

　　在厦门，湖里区江村居委会最早把集体资产股份量化到个人。江村社区“村改居”前是江头村，土地早在1992年就全部被征。1995年，村里利用征地款集体提留部分建了两栋通用厂房。2001年6月，又建了一座农贸市场综合楼。2001年11月，村民代表大会通过集体资产股份化方案，分成18600股，从2002年春节开始，按每年一股50元分红到户。

　　居民·市民

　　虽然已过去5年了，提起旧村改造，老陈依然心情复杂——旧村改造拆掉了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同时，他从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市民。

　　老陈原是思明区洪山柄自然村村民。1996年，经洪山柄通往国际会展中心的莲前大道贯通后，老陈开始过上幸福生活。宽阔的街道带来了巨量的人流物流，房租节节攀升。在那里，登记的外来人员是常住人口的11倍。因为出租房利润高，村民见缝插针搭盖，电线到处拉，房子墙贴墙，小摊到处摆，隐患增多。老陈家也不例外，房屋面积从200多平方米扩张到500多平方米，一年房租收入12万元。

　　与此同步，现代住宅小区快速崛起，把都市的景观和生活带到老陈身边。然而，正是这些，让老陈和村民看到了自己的尴尬。为降低成本，多数开发商刻意避开村庄，选择耕地、空闲地，开发一片，留下一片，洪山柄成为“城中村”。

　　都市离老陈有多远？说近很近，窗外就是；说远也远，他们骨子里仍是“村里人”。从村委会到社区居委会，只是形式上的转变；从村民到居民，也只是身份的转变。只有市民化，融进都市，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农村城市化才是完整的。

　　政府下决心改变这种尴尬。2001年，作为第一个旧村改造项目，洪山柄改造开工，掀开了厦门农村城市化的大幕。安置小区18栋安置房去年竣工，拆迁户基本入住。小区绿化率在40%以上，将成为新型城市社区。

　　老陈分得3套房子共200多平方米。不过，他一家没有住在这里。早在改造那年，他就在莲峰社区按揭了一套商品房，2002年春节住进新房。现在，这3套房子全部出租，每月租金约3000元。相比过去，房租已不是他家的主要收入，他儿子买的两辆出租车早已融入都市的滚滚车流中。

　　随着厦门新一轮发展的推进，大规模征地拆迁将造成更多类似洪山柄的“城中村”、“区中村”。今年，厦门实施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要求以现代工业和城市管理理念，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湖里区禾山街道有5个社区就是这种典型的“区中村”。这些社区与火炬信息光电园、高新技术园区相邻，居民自建出租房，布局零乱，环境卫生较差。为改变这种状况，街道和社区联合建设禾山阳光公寓，围里社区和邻下社区的全部以及坂尚社区的2/3列入规划拆迁，原先的出租房将不复存在，居民异地搬迁。

　　公寓即将交房。在蓝天白云下，与还没拆迁的居民自建出租房相比，这4栋建筑显得尤为显眼。这里的居民失去了土地，熟悉的村庄、传统的乡村生活也正在消失，但他们，却进入了新的生活纪元。

　　《福建日报》采访组（原载《福建日报》5月30日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