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之后的高三

　　本报记者 朱红军

　　无休止的句号

　　持续一年的跟踪拍摄，最终让班主任王锦春喜忧参半。

　　因为不甘心失败，他才接了高三7班，没想到结果更糟，高考成绩创下了执教生涯的最差记录。

　　有老师私下嘀咕，是不是摄像机惹的祸？王锦春坚决否认，现在，他又带着另一个毕业班，夙兴夜寐，试图画上圆满的句号。

　　《高三》央视版本播出后，王锦春成了地方上的名人，2005年被推上了武平县十佳青年的位置。此前数年，他几度与省劳模、五四奖章擦肩而过，难免心灰意冷。

　　而即便这惟一的“好处”，却也来得侥幸，提名名单的决选采取了大众投票方式，他在书面投票中高居榜首，却在短信投票中落在了最后，两相平衡的结果是排名十佳的末尾。

　　他还和往常一样，送妻子去上无休止的医院夜班，然后折回学校，守着70名毕业生直到宿舍熄灯，9岁的女儿呆在家里，偶尔会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我害怕。

　　这两年，武平一中走了不少老师，郑副校长粗粗算了一下，不下数十位，“那真是釜底抽薪，学校惟有无奈。”

　　作为教学骨干的王锦春还留着，去年，石狮市一所中学校长看到央视的报道，高薪挖他，允诺安排妻子工作，他咬咬牙，想着学校对自己还算不错，于心不忍。

　　一年过后，他说不清选择是对还是错，纪录片在当地的影响正日益减弱，这样的机会也许不复再有。

　　当年的同事，现在有的成了他的领导，有的乔迁大都市，这些世俗的比照，不免烦扰心境，王老师聊以自慰的便只剩下桃李满天下，他总是如数家珍地诉说着自己的辉煌，那些年薪动辄数十万的学生，那些至今未被打破的学校高考成绩记录。

　　毕业班依然热闹，他照旧早晨5点半起床，骑着摩托上班，在学校泡到晚上11点，学生不在宿舍里唧唧喳喳后才回家睡觉。

　　作为一名教师，他说，已经够了，虽然不免自嘲的味道。他的一位学生曾经定性老师“性格决定命运”，在弟子的眼中，40岁的老师或可生活得更好，可惜没有勇气告别。

　　复读的天空

　　高三七班最后有18名同学落榜，除了一位弃学打工，剩下的17位，悉数选择了复读。

　　钟生明当年一走出考场，就对山上的父亲说，“我的任务完成了。”落榜在他意料之中，他无所谓，暑假出去打工，干什么始终不肯说，只是一个字“混”。

　　当着昔日同学的面，他乐于炫耀自己挣钱的能耐，他说自己打网游，最多时存了1万多，即便打工，也是每月4000 多元。在一片惊羡的感叹声中，不禁眉飞色舞。

　　一同落榜的“死党”陈斌，在家人的安排下，上了一所外地的自费大专。钟生明一下子冷清了，泉州的叔叔看着这个侄子不争气，把他强拉到了外地学校复读。

　　一位看了《高三》的师兄，对这个不爱读书但机灵透顶的小师弟，颇有兴趣，对他说，只要考上大学，可以帮助他在网游方面发展，钟生明觉得，这是出身贫寒的自己最好的机会。

　　他说，一年来，心性收敛不少，没再翻墙旷课，也没再上网，“英语可以考及格了，数学还是不行，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他看好女同学冯银靖，总是拍着对方的肩膀，哥们一般地说，“你是高三7最大的希望，现在还是。”

　　冯银靖觉得这话特真诚，她本来成绩很稳定，却意外地考砸了。她心理素质好，从不怯场，最后只能归咎于“命不好 ”。落榜后，有次听到钟生明还这么说，竟在电话里哭了出来。

　　张丽华学的画画，2005年差1分与中国美术学院失之交臂，随后去广东画了三个月的糖果装饰纸后，又回来复读。今年，因为专业联考全军覆没，她几乎确定将第三次复读。这个戴着蛤蟆镜、装束略显另类的女孩，是大家公认的坚强者，即便这样，依然谈笑风生，她说，这个秋天还会回来。

　　吴乔玲不再课堂上鼓捣卡通人物画了，周浩再也没有机会抓拍到她在雾气蒙蒙的窗户上涂鸦的场景。

　　林丽珍落榜后想死的心都有了，所幸父母开明，疏导，小女孩却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十字架，一再对记者机械化地重复，“再考不上，父母怎么想，怎么想？”

　　学校附近听说有一座很灵的寺庙，每逢高考，香火特旺，几个复读的女孩悄悄拜过，“除此之外，不知道还能再使什么劲”。

　　去年年底，武平一中把校门换了，大家开玩笑说，风水破坏了，兆头不好。

　　大学啊，大学

　　林佳燕的日记终于翻到了大学那一页，她去了中央民族大学，读对外汉语专业。在同学们眼里，这是个极端刻苦的女孩，内心敏感而又脆弱，不善与人交往。

　　班长钟淑梅也在北京，读的是妇联下属的中华女子学院，却很少联系到林佳燕，2005年，《高三》纪录片在北京首映时，差不多同学都到了，惟独她这个重要角色缺席，后来北京的同学聚会，她也没来。

　　王锦春在武平，断断续续地收到一些同学的反馈，说，林佳燕在外面做家教，被骗了中介费。班主任很担心，这个学生，单纯，没有社会经验，总是背负太多沉重的压力。

　　后来，教师节佳燕发来短信，只是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王锦春才稍稍安下心来，“她有牵挂，就说明她还好 ”。

　　钟淑梅，第一学期在中华女子学院，特绝望，什么都适应不了，哭着和母亲说，要回去复读，被劝住了。她不习惯饮食，不习惯气候，不习惯北方人的处事方式，熬过了一年，现在好了许多。

　　因为上网，认识了长春一个大三的师兄，那段灰心的日子，常受其鼓励，便渐生爱慕之心，又因为路途遥远，大一也才见了两面，说不清以后该怎么办。

　　高三的时候，她喜欢过班上的男同学，因为学业为重，大家允诺高考后再在一起，结果是，高考走了，感觉也找不回来了，于是相约做朋友。

　　毕业班里的爱情，就像缝隙间的小草，几多枯荣。

　　王越和林清(化名)这对班上的小恋人算是都出去了，一个在泉州师范学院，一个在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坐火车需要 14个小时。刚过去的五一，王越又站了一夜火车去了泉州，看到林清很活跃，又是兼职，又是自己搞舞蹈队。小伙子深深地自卑，对记者绝口不提爱情的未来。

　　他只说，再也没有回过武平，再也没有和同学联系过，因为差距从进大学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他说，自己读的不是大学，是大专，不一样。

　　他和林清提过分手，林清重感情，死活不答应，高中的时候，几次一闹别扭，女孩子就灌自己白酒。王越说，我拿她没办法。

　　才一年，现实的无奈，已经让这个率性的大男孩，变得忧心忡忡。他后来给周浩发过短信，说不想再看片子了，后悔死了，更怕林清将来后悔，“也许现在不会，将来肯定会”。

　　因为地处闭塞，信息不通，大多数同学进了并不满意的大学。曾元英至今都在懊悔，选择天津财贸学院亏了，她的高考成绩原本可以读中央财大，或者厦门大学，当然懊悔归懊悔，她说，心情一天天在好起来。

　　只有钟添青，已经在安徽的一所专科学校读了一个月了，却发现现实与自己的理想差距太大，心灰意冷，又回到了武平，继续复读。

　　新课改的惶惑

　　2005年，武平一中又添了一座三层教学楼，优先给了高三做毕业班使用，学校的远景规划图里就剩下游泳馆和体育文化艺术中心还未着落。

　　为了进一步增强毕业班老师的敬业精神，学校引进了先进的指纹识别系统，“像流水线的工人”，在最初的抵制未果后，这渐渐成了默认的现实。

　　原先为了迫使毕业生按时起床早自习，定时锁宿舍大门，现在变成了锁教学楼的大门，这样杜绝了少数晚起翻墙出宿舍的差生。

　　这一年，学校申报国家师范性重点中学，因故被搁浅。而在全国已经推行了两三年的新课程改革，也终于吹进了这个边界县城，市里已明确规定，今年的秋季必须全面推广。

　　武平一中的老师们，开始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惑中。对于新课改，市里好像也没经验，最近的日子常常召集各学校老师开会，分配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落实到最后，如何课改，还是由心中无数的基层老师来给出。

　　谁都知道，以推进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新课改，必是大势所趋，谁又都心下以为，眼前的高考成绩才是当务之急。

　　高三的教室里依然满眼书本，那些面露倦色的毕业生，依然在倒计时中，面对着全年差不多400套的练习试卷，偶尔有人唱歌，也有人会继续斗胆地旷课上网。

　　《高三》的播出，有段时间令李益树校长十分担忧，学校因此落个应试教育的坏名声。这也是王锦春老师后来顾虑的，渐渐地，再也没人提起，李校长说，抓教学质量，这始终不会错。

　　李始福2006年1月正式升任县教育局局长，今年高考在即，他坦言压力很大，新官上任第一年，如果高考出了岔子，“县领导和老百姓都不允许”。

　　很少见到一个教育局长为着一个中学的高考升学率担忧至此。2006年5月26日，在他的办公桌上，散乱着布满数据的草稿，一有空，局长亲自执笔计算，排名。

　　从不久前结束的全省质检考试状况看，武平一中似乎好于去年，但依然还只排在三四位的光景，不复当年全省三连冠的风采。

　　李局长并不讳言，大力抓高考质量的必要性，并上升至代表武平人民利益的高度。对于素质教育，他饶有意味地说了八个字，“量力而行，注重实效”。

　　年初的时候，教育局给一中下达了明确的数字指标，但李益树校长觉得，有些数字要求，比如北大清华为代表的重点大学上线率，很难完成。

　　原本同一个跑道上的龙岩一中，面向全市优先招生的第一届学生将在今年参加高考，李校长说，这几乎是个不可能战胜的力量，而其他县，扩班成风，再拼升学绝对数，武平也毫无优势。

　　李始福只要在办公室里一有闲暇，脑子里就情不自禁地琢磨着高考的那些数字，同样焦心的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王永昌。《高三》片子里，就是这位县领导，语重心长地拜托学校和老师，“武平的教育事业就靠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