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宗教先行的是商品

　　比宗教先行的是商品

　　我们进到岗尖茶馆的时候，一桌子人正在打麻将。我表明了来意，想去牧民家采访。沱沱河两边30～300公里两边都有牧民，走一段公路后还要拐到便道上，才能到牧区。最近的就是扎西家。扎西上来就直勾勾看着我问:“你给多少钱？”“30公里么，在你家住一晚明早你再送我回到这个茶馆，一百块钱怎样？”“太少了，要两百。”

　　“两百？我从格尔木包出租车上来才1公里1块钱，我再付给你吃饭的钱，一百块钱也很多了。”

　　“吃饭，在我们家，不要钱。到我们家，明天你想什么时候回来，我就送你回来。一共两百块钱。”

　　怎么说也没用，一分钱也不降，看着天色将晚，格尔木来的

　　我后来知道，扎西看起来熟练的讨价还价实在并非他的油滑，并非他多么善于和金钱打交道。在长年累月商品交流被迫的推动下，扎西这些唐古拉原住民们只是获得另一种维持生存底线的本领而已，和他们与生俱来的放牧技巧没什么两样。

　　而这个变化，从解放前，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

　　1954年王贵作为18军一个参谋入藏的时候惊讶于一个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所具有的所有细节。“解放前，西藏的沙石公路仅有3华里，那是从达赖的罗布林卡到他的布达拉宫的一段路程。那时，十三世达赖有3部汽车:两辆‘奥斯汀’，一辆‘道奇’。这些汽车都是从印度开到西藏边境，然后拆成零件再由苦力和牦牛翻山越岭驮到拉萨，再组装起来的。”“那个时候的西藏可能是世界上最富庶同时又最贫穷的地方。”王贵说，这个地方富有金银，而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又十分贫乏。底层人民搜集到的金银都被大人物消耗了，上层社会成了庞大的蓄水池，这个辽阔地区的所有财富通过千万条渠道流向那里。这样一来，钱币囤积在特殊阶级的私宅里，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只能以高价购买，由于这种资本的混乱，大部分人陷入可怕的贫困。

　　他说，当时他查看过《西藏经济史》，有这方面记载:“1788年，1石米从雅安运至拉萨，需银26两;1791年，军粮从内地运至西藏，每石需价30余两;若从藏地采办，每石粮食不过3两。”

　　这样的价格高企只有一小部分的原因能归结为“运输成本”，在一个物资极度短缺的社会，任何消费品都奇货可居。只要有勇气和冒险精神，就能猎取财富。富有投机色彩的商业行为层出不穷，“首先为青藏铺路的是物资匮乏。这种失衡打开了需求之门，才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唐古拉山”。

　　是“商路”带动了宗教和文化的传播。西宁塔尔寺的格桑师傅告诉我，“藏语里面的‘土路’、‘便道’叫‘丛愣’，藏语的意思就是‘来来往往的商人走出的一条路’。和青藏公路平行，有很多这样的路，虽然已经没人走了，但你仔细看，路面的痕迹相当明显”。

　　我在塔尔寺还遇到了一位80岁的喇嘛叫更登巴桑，他一共进藏7次，最早一次是22岁，3次到拉萨朝拜都是跟着别人的商队。他说，当时很多做买卖的老板组织一个商队贩一些药、茶叶和布匹去拉萨，都会到塔尔寺找一些年轻的想去拉萨朝圣喇嘛同行，顺路帮他们打工卸货，“因为相比较之下，出家人更让人信任，更重要的原因，是唐古拉山往北一带，土匪出没频繁，有僧人同行，商队逃过劫难的可能性要大些。即使货物被劫，有喇嘛在，土匪一般不会杀人”。

　　1940年农历九月份，更登巴桑和一个商队三四十人从西宁出发，越岭进入西藏的地方应该是原来的那个“唐古拉山口”。更登巴桑说，到西藏一共用了三个半月时间，老板支付给他30块大洋的工资，按照物价比照的感觉，更登巴桑认为这笔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到2万元。可见一支商队只要能顺利将货物运到拉萨，获利的丰厚。更登巴桑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布达拉宫激动得不得了，那时候布达拉宫还不是天天开放，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只开放几天，他在拉萨住了八九天才等到去布达拉宫朝拜的机会，“我把30块大洋的一半多都捐给了寺庙。不过，活佛和‘格西’(高僧)一个也没看到，他们都是不能随便见的”。

　　应该正是这些陆陆续续的商队首先发现了居住在唐古拉无人区的牧民，并和他们进行交易，交易的规模也逐渐变大。唐古拉乡一村的村民仁青今年52岁，他对我说，他小时候经常有一些到拉萨的商队在他们家过夜，有些商队规模小，知道很难再往前走，把东西卖给他们之后就回青海。后来甘肃、四川专门过来一些人挑着扁担进山做生意，一家一家转。“他们每次来一定要把东西卖完才走，通常是到谁家就住在谁家，多的时候会呆上一个月。”仁青说，最受欢迎的商品是衣服、鞋子和香烟，那些不带烟嘴的老牌子香烟“哈德门”、“白芙蓉”还有青海产的“芒果烟”销得最快。

　　挑扁担的买卖三四年就结束了。仁青说，这些生意人开始在沱沱河的运输站合伙租下一间房子，开始在外面摆摊做生意。从1980年开始，沱沱河的人气越来越旺，那些散摊变成了有门面的商店。因为交通条件的改观，这些外地来的人更喜欢用商品直接跟他们交换牛羊，然后用车贩回去——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使用钱币。

　　沱沱河岸边慢慢变成一大片浅灰色和白色的房屋建筑群。路旁依次出现水文站、商店、饭店、旅店、汽车站，后街还有邮局、小学、气象站、地质队、乡政府(当年是公社)办事机构、汽油站、兵站等。商店门面不大，但货种齐全，汉族售货员也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话。他们还用牦牛把商品直接运到偏远牧区，被牧民称为“牦牛商店”。后来，又开了几家酒店、茶座，比如我们碰到扎西的那家“岗尖茶馆”。

　　“他们以祖先的姿势坐在那里”

　　扎西的姐夫辛襄和老婆的摩托车赶上来了。原来是摔了一跤，辛襄的50块钱买来的二手、不知真假的North Face的袖子都摔破了。还好没什么大事。

　　离开了沱沱河，还是单调的高原景色，这里海拔虽高，四千七八百米左右，但相对高度低，像丘陵的景色，一个连着一个起伏的小山包，看着顶多也就一二百米高。

　　在109国道3182公里处，摩托车终于左拐弯驶上了便道。所谓便道不到100米就结束了，没有路了，只有沿着车辙印向前开。摩托车左突右闪，颠簸得很厉害，草也就一包烟那么高，稀稀疏疏的，仅仅稍微有些绿色。经过一条河道，其中只有细细的几股流水，摩托车加大马力，冲上岸去。

　　扎西指给我看“到那个山就到了”，眼前是远远近近起起落落的地形，没见牛羊也没见帐篷，我想，问也问不明白，就哦哦地答应。我正怀疑，是不是他的汉语的问题，或是他对距离没有概念，这要颠到什么时候去啊。过了一个小坡，下面展现出河滩来，两顶帐篷在河边，烟囱里都冒着青烟，原来这就是那个“山”，一下子就到了。

　　扎西和他姐姐两家共有70多头牦牛，300多只羊，在这个夏季牧场里他们要呆到9月再回到冬季牧场，那里有固定的石头房。

　　扎西夫妇有一个6岁的孩子，他姐姐胜木措家共5口人，他们的老父亲在这两个帐篷里轮流住着。他们每月下山两三次，来买些酒和方便面等，这次扎西还给他父亲买了双皮鞋。老人很高兴。他的父亲叫“东东”，这个名字像小孩的，但也就是这两个音。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

　　“那是‘文革’的时候去串联到北京吧？”我问。

　　“就是，到北京见的毛主席。”

　　“那时你怎么去的北京？”

　　“就是，去北京见了毛主席。”

　　对话又陷入那个困境了。

　　唐古拉山上的风季很长，季风很大，牧民们往往在飓风稍歇的早晨和黄昏放牧。虽然他们现在也能从沱沱河的集市打听到一些外面的新鲜事，但这和他们早出晚归的放牧相比，都无足轻重。他们更多的生活，和山上的季风一样，年年一成不变。仁青告诉我，牧事活动全由季节支配。藏历元月(公历二、三月)产羔季节，他们要彻夜守候在牛羊圈里;四月初三挤奶节;四月中旬抓山羊绒，五月中旬抓牛绒;七月底八月初剪绵羊毛，藏历十月冬宰。

　　晚上20点钟，太阳落山了。胜木措的两个女儿，12岁的七朋草和10岁的刚拉，赶着70多头牦牛回来了，全家人忙了起来，一只一只的把牦牛拴在钉在地上的绳索上。扎西6岁的儿子丹珠林珠也去帮忙，小丹珠只能对付牛犊。就一支烟的功夫，70多头牦牛就都拴好了。

　　我们回到扎西的帐篷，发现了入侵者，一只肥壮的白羊拱开了我的包，正在吃里面的面包和司机给的烙饼，差不多都吃光了，扎西直跺脚，指挥几个小孩把羊推搡了出去。我们忙着说没关系。扎西愤怒地表示明天要杀了它，然后转头对我做了个鬼脸。我开始喜欢这家伙了。虽然我这摩的费有点高，但这路也不是一般的难走，最近油价也一直在涨……总之，我原谅他了。

　　仁青说，唐古拉山的牧民通常更看重牛犊和绵羊，而瞧不起长得不好看的山羊，认为它们又调皮捣蛋，肉不太好吃，皮子也不太好用。天黑了，我们都在胜木措的帐篷里，她丈夫辛襄热情地招待我，从地上拎起一只风干的羊腿递到我面前。他们大人小孩都用小刀片下一块块肉来放在嘴里嚼，吃得很香，我仔细端详这只风尘仆仆的生羊腿，心想以前在拉萨吃过生的酱牛肉，这东西也不会差到哪去。没想到肉片一入口，难以咬动，什么味道也没有。

　　仁青说，他们在山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去沱沱河附近的一家寺庙烧酥油灯。像扎西这样离得近的牧民也许每天都会带2斤油去拜佛，离得远的人家要跑几十公里路，往往会一个月去一次。格桑师傅告诉我:“这些不大的寺庙原来也有牧场，有差户，收入可观。但支出也是惊人的。举行上百号喇嘛参加的传召大会经费开支标准为:供品酥油538克(西藏计量单位每克28斤)，青稞192克，糌粑192克;喇嘛生活所需为:酥油423克，茶叶320块，大米1915升，糌粑650升，杀活牛15头，酸奶480桶，用于布施钱200个占木多(约合当时人民币700元)。”“不过现在这些小寺庙的收入来源少了很多。”

　　击碎这种漫不经心、一成不变的高原生活的，往往只有突如其来的灾害。比如，1985年秋季的大雪封山，对仁青和扎西前辈们的财产和生活是摧毁性的。

　　“10月17日、18日、19日，大雪下了40多个小时。唐古拉山以北地区积雪厚达一米。好多藏民的东西出不来，一连几个月。那一年，唐古拉山区的救援是最困难的，因为上山下山比其他地方都不方便，又遇上下雪堵车。我们团派教导队队长去救人，手指头给冻掉了。”经历过这场灾害的格拉管线团大校姚志祥回忆说，当时牧民都在山区、牧场，燃料储备在遥远的“冬窝子”里，牛羊没草吃，西藏不出产草，都是地皮草，大雪一封，牛羊就找不到吃的，野驴野羊都跑到公路边上看着来往的车辆，等着掉些米粒粮草。也有的就啃吃死去牛羊的内脏。部队路过的时候把睡觉用的草毡子全部拿出来喂牛羊。公路到处是雪，根本看不到路，随时有翻车的事发生。一场雪一过就像一场战争一样全部扫平了，公路两边都是牲畜的尸体，看着非常惨，“1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牲畜死了将近300万头。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中，唐古拉山遭受较大雪灾记录在案的有50余起。有时甚至整个部落荡然无存”。

　　第二天早上6点半，扎西全家人都起来了。有的去挤牛奶，有的拾牛粪。这一天是辛襄的儿子才仁彭措和女儿刚拉去放牛。他们背上一瓶奶子和一只羊腿，这是他们一天的粮食，把牦牛赶上了山坡。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月亮还在空中，才仁彭措和刚拉解下了系在腰上的抛石带，捡起块小石子，啪的一声响落，小石子迅疾地打在乱跑的牦牛背上，队伍渐渐成形，越走越远。

　　(注：三联生活周刊《到西藏去》系列报道2包括以下内容：

　　30 跨越唐古拉

　　32 从格尔木到唐古拉山

　　34 从格尔木到可可西里

　　36 从西宁到黄河源

　　38 古老、永恒的唐古拉

　　47 唐古拉山的“风水先生”

　　——专访青藏铁路专家组组长张鲁新

　　50 跨越唐古拉山脉的人物

　　54 “误读”昆仑山

　　58 淘金、盗猎与可可西里

　　64 靳炎祖亲历的西部工委书记之死

　　66 可可西里:谁是主人？

　　70 走进黄河源

　　——从黄河大峡谷到河源的探访

　　76 从北京到三江源的旅程

　　80 玉树和直门达:三江源保护的缩影

　　82 三江源保护和迁移的难题

　　——专访三江源保护管理局局长李若凡

　　84 1995年的长江源考察

　　——魏兴国的江源梦

　　86 重上长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