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6月2日电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盛治仁今天在台《联合报》发表文章指出，陈水扁宣布释权之后，不管其主观意愿是权宜之计或真心授权，台湾政治都正式步入“后扁时期”。这个政治地震的形成过程及后续影响，对台湾的冲击不下于过去二十年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任何单一事件，值得社会集体检讨省思。
文章指出，在政治势力的影响层面上，陈水扁的声明，等于是以释权来换取苏贞昌
及“新潮流”不加入反对行列，以安稳做完任期。这个盘算能否成功，一方面要看吕秀莲和谢长廷的反扑力道，一方面也要看后续爆料内容及司法侦办进度，有无证据证明陈水扁本人或夫人涉案，另外也要观察苏贞昌未来施政方向会否与陈水扁产生矛盾冲突。换言之，即使陈水扁的释权动作能够暂时稳住局势，这种稳定也是针尖上的稳定，并不表示提前下台危机的引信已经彻底解除。岛内未来两年政局发展的发球权，目前掌握在苏贞昌手上。权力也就是责任，未来的施政成绩，苏必须站在第一线承担责任。
文章说，岛内弊案的养成，绝非单纯绿营的问题，而是台湾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失灵。简单一个问题，如果赵建铭两个月前出任公职，从他的财产申报当中，能够看出什么问题？答案是没有，显示我们的财产、竞选经费申报形同虚设。回顾一年来各项弊案的揭发，哪一件是政风系统、检察官、调查局等体系主动进行？在野党除了为下一次选举作政治算计，什么时候在预算、肃贪、揭弊上，做出有效理性的监督？执政党同志除了后见之明外，又有谁有道德勇气在贪腐进行时，出面制止或指控？社会的专业人士和媒体，为何坐视一件又一件的官商勾结，假改革之名把国营事业和金融机构送给财团。换言之，台湾社会的防弊机制可以说几乎完全失灵，才会让一位“驸马爷”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多角化经营事业。如果这些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陈水扁下不下台根本不是重点，因为以后的领导人很容易重蹈覆辙。
文章认为陈水扁去留问题，应从台湾民主政治的长远发展思考，亦即要对台湾的领导人设立什么样的法律、道德标准。姑不论尚无实据的金控、高铁传闻，光是陈由豪有没有去过官邸送钱，吴淑珍有没有收受财团礼物、消费SOGO礼券这些问题，就已经让多数民众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台湾的领导人。在此情况下，未来如何领导？迄今未被约谈、起诉的马永成副秘书长“知所进退”请辞获准，领导人该当如何？
文章说也不能不提及在野党的角色。不管国民党提出了多少成立或不成立（罢免只能提一次，指的是“公投”阶段而非“立院”提案）的理由来回避提出罢免案，如果民进党“立委”助理对执政当局贪腐的批评力道还高于国民党，显然表示最大在野党的思考及作法出了问题。或许这也是一个契机让社会进步改革的力量思考是否应该寄希望于民进党内的反省力量，而不是在野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