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建设部官员明确表示，未来5年，中国可能出台系列政策，通过制度的改革与推进，使近2亿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人。无疑，这将解决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而这一课题的主题就是：让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这实际就意味着，当前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将要实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转变，从根本上讲，将要实现的是这一群体的权利价值的认同与获得。而这一权利价值的认同与获得，则包含着太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责任，比如，教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保障的，等等。
长久以来，农民工这一群体处于一种尴尬的生存境遇。比如，当城市的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是与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时，那些来到城市的农民工，由于农民身份的标签，注定他们只能是城市里的“二等公民”，享受不到城市所提供的养老、医疗、失业、住房、教育等相关福利与公共服务，甚至，连他们的孩子都无法与城市居民的孩子一样，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这样就决定着农民工起点就只能无奈地游离于城市社会的制度之外，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显然，消除种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起点与保证。对此，建设部官员也明确提出，为避免形成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将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
这样的认知，是一种理性的政府责任认知。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的是，农民工市民化，绝不仅仅止于制度公平。毕竟，这是一庞大而特殊的群体，经受长久的歧视与不公，经历长久的苦难与艰涩，他们要适应城市的生存与生活，还得依赖于城市宽容。这个宽容，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上的宽容，是对生活方式选择的宽容。如果没有这样的宽容，即使实现了公平的制度性的权利保障，农民工仍然会面临生活的“孤岛困境”。如果没有来自屏障另一面的城市管理者与成熟的市民的宽容与引领，他们就很难穿越这样的屏障，农民工与市民的融合，就将是一句空话。
显然，如果我们城市的主体文化极大地偏离了农民工的文化整体向度，如果农民工的城市文化无法获得健康的滋养，农民工就无法真正求得城市文化的宽容，农民工真正的福祉实现，也就会打上大大的折扣。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必须面对的课题，就是消除歧视，获得权利的公平与保障；就是必须实现相互融合，获得文化的认同和满足。否则的话，农民工成为市民后，“农民工”作为特定身份的符号意义就无法真正消弭，这样的庞大群体的生存与生活，还会有太多的困境与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