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应该能够飞得更高些——一位死难矿工 女儿的心灵呼唤

　　编者按：井下生产属于高危作业，违章操作则是造成安全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矿工们在家里不仅是年迈双亲的儿子、温柔妻子的丈夫、天真可爱每时每刻都在盼望你平安回来的孩子的父亲，还是家庭的顶梁柱。因此，衷心希望广大矿工朋友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千万要遵守规章制度，安全第一，生命大如天。段雄燕的这封来信情感真挚，言词朴实，值得一读。

　　编辑同志：

　　我叫段雄燕，出生于1975年10月。我的父亲1990年2月死于矿难，那是江西萍矿集团杨桥矿业公司的一次事故，当时我只有14岁，正在读初三。父亲死于事故时正值壮年，只有37岁。

　　获悉他在井下出事的消息时，我正在矿中学上课，从课堂里出来，怎么也不敢相信父亲会这样永远地离我而去。从此，我的家里倒了一棵顶梁柱，生活从此陷入不幸与贫困之中，我也不得不中断了学业，早早地告别了自己十分喜爱的书本、书包和课桌。

　　我父亲是井下采煤大工，当过班长，本来也是很注意安全的。但出事的那天，不知为什么，他却听从一位工友的建议，违章从禁止人通过的主井井筒出井，结果被煤车碾压致死，同行的工友虽然侥幸没受伤害，但也因违章被矿里除名。

　　父亲死后，按照当时的政策，死难矿工的配偶或子女可以补员到矿上参加工作，因为母亲已超过规定的就业年龄不能补员，而且补员指标只在第二年年内有效，当时不办补员手续，指标就会作废，经亲属们商量，就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就这样，只有15岁的我把年龄改到16岁，辍学到杨桥矿业公司参加工作了。我的两个弟弟分别比我小两岁和四岁，当时正在读书。矿里每月发给母亲和两个弟弟各30元抚恤金，合计90元。一家人要生活，两个弟弟读书需要学杂费，母亲只好在矿里做家属工赚些钱维持全家的生计。

　　我参加工作后，先拿学徒工的工资每月38元，转正后提高到60多元，我每月给自己留下10元零用买些女性必用品外，其余全部交给母亲贴补家用。看到父亲死后家境的艰难，我20岁就结婚了。婚后一直把自己每月200元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直到1999年母亲辞世、两个弟弟长大成人。当时急于成家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嫁个有固定工作、有稳定收入的丈夫，自己就有人养活了，自己的全部工资收入就可以帮助母亲撑起这个残缺贫困的家。

　　我的童年原本有个幸福的家，我是长女，父亲对我最为疼爱。在井下当矿工的父亲爱喝酒、爱抽烟，开朗乐观，爱玩、爱开玩笑，他在世时，工友们一拨一拨地常常到家里来喝酒、吃饭、聊天，十分热闹，但矿难夺去父亲生命后，这幸福的生活不复存在了。如果不是父亲壮年就离开了我们，我妈妈不会这样痛苦、伤心和劳累，一人拖儿带女，节衣缩食，最后积劳成疾也早早地离开我们。我的母亲于1999年因病去世，医生说她腹腔内的肠子已经严重腐烂恶变。

　　刚参加工作时，矿里分配给我的岗位是副井提升绞车司机。操作中，听着电机的轰鸣和绞车缆绳摩擦滚筒的声音，我的心会发抖，害怕得要命，因为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在井筒里遇难的父亲。正因为这，我托人调换了岗位，先后到矿灯房当充电工、到总机当话务员。2001年5月，竞争上岗担任矿电视台播音员，2005年底调到矿工会当干事。

　　我的父母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对儿女上学读书十分重视。父亲给我取名雄燕，给两个弟弟分别取名雄高和雄飞，就是希望我们姐弟三人“雄燕高飞”。考上大学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可就是因为父亲死于安全事故，使我在14岁的时候就折断了高飞的翅膀，看到同学们一个个考取了中专或大学，毕业后有了令人羡慕的职业，我心里既自卑又向往。2001年10月，我报名参加了南昌大学新闻专业大专自学考试，2003年10月获得了新闻专业大专学历，圆了自己心中的大学梦。这份文凭，对于我整整迟到了7年！如果不是那次事故，我原本应该能够飞得更高些。

　　回首我的成长历程，我殷切地希望在煤矿工作的父老兄弟们，一定要遵章守纪，注意安全第一，千万不要违章蛮干。否则，一旦发生事故，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同时也会给父母妻儿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段雄燕口述杨学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