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产”和“研”的沟通——记上海新生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军

　　眼前是一张谦和的脸，谈话间却总感觉他内心有种“不安分”因子在跳动。

　　研究生时，任军曾连续六天七夜不出实验室，整整六年没过过寒暑假；“徒承师业”进了公司，他每3个月挪一个地方，将公司所有岗位做了个遍；历经磨练当上了总经理，他又决定自己创业，背着手提电脑和投影仪，在3个月内向客户做了70次演示，一年飞了120多张机票；资金告急，他靠天天挤公交，跑遍了全上海4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

　　7年前，上医大教授宋后燕课题组因转让“注射用重组链激酶”成果获得304万元转让收益，成为申城“按技术要素分配第一人”。作为该项目的第三完成人，任军分到“十八条”政策带来的30万元。两年后，这“第一桶金”成就了任军的“不安分”，也成就了今天的“新生源”。

　　跟着宋后燕做链激酶时，任军还是个对未来懵懂的学生：“那时，天天呆在实验室，每月就100多元津贴，什么也不图，太清苦了，很多人熬不住，退出了。”1995年，任军应邀赴香港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彼时年少，也许是一种逃避。“没想到，宋老师一路追到香港，苦口婆心地劝我回来继续干。”回想当年老师的执着，任军至今感动。他说，从那以后，再艰难的日子都咬牙挺过来，没再退缩过，一步步走到今天。

　　回到上海，任军进了链激酶转化后组建的公司，最初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的他感觉“产”和“研”仿佛两个世界。出于同样的感受，一直坚持“自己的孩子自己管”的宋后燕，也无奈上“岸”。任军意识到，“产”和“研”之间少了一条沟通的纽带。

　　2001年，任军毅然放弃总经理的优厚待遇，左手拿着当年分得的30万元，右手拉上曾经并肩作战的师兄妹，共同创办了新生源，希望以此补上那条缺失的纽带。

　　想想容易，但要真的说服“产”和“研”两边，的确很艰难。没有资金，大家熬过了不拿工资的9个月；缺乏实验场所，就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实验室里“打游击”。公司费尽唇舌接到的第一笔服务订单只有3万元，但完成后对方追加了一笔30万元订单，后来变成300万。渐渐地，新生源熟悉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套流程和细节，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市场定位，慕名而来的客户接踵而至。通过对国内外科研院校和企业的服务或投资合作，新生源同时进行着52个新药研究项目，其中60%是以一类新药为主的创新药物。

　　如同新生源的产业链坐标，任军个人也一直坚守着科研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你看，我西服一穿像个企业家，但只要套上白大褂就是名科研人员。”今年，新生源将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国际化将是任军的下一个目标。

　　本报记者任荃

　　任军描述发展前景。本报记者金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