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普通工薪家庭折射出中国收入分配40年变迁

　　中国收入分配40年变迁“上海镜像”

　　这是上海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几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影响着这个家庭的喜怒哀乐

　　本报记者陈小莹发自上海

　　刚刚帮儿子办完喜酒的胡先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今年5月，为了解决儿子的婚房，他卖掉了上海内环线的房子，在中环线附近买了115平方米的新房。现在，他、他妻子，和新婚的儿子、儿媳妇一起住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

　　“房子卖了50万元作为新房的首付，结婚花了10万元，装修花了10万元，还有家具钱。这些已经差不多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了。”胡先生的甜蜜中也有些苦涩，为了凑齐这些钱，他50多岁的妻子在退休后，一个人前往温州的皮鞋厂指导鞋帮的制造。

　　“她吃住都在厂里，没有休息天，就这样每月给儿子攒下4000元钱。”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胡先生说。

　　这是上海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几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影响着这个家庭的喜怒哀乐。

　　从42 元到1000 元

　　1964年，胡先生从重庆某军事专科院校毕业，分配到了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国防科委下属某院当了5年军人。

　　“6年后我就转业开始拿42元钱的工资，前后整整拿了10年。”胡先生说，这个收入在当时算得上中上水平。而且当时的房子是单位4人一间的宿舍，吃饭穿衣需要的花费很少，“觉得挺宽裕的”。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胡先生们领取低工资的同时，政府财政承担了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其他保障费用。

　　“收入分配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工资之外，医疗、住房、教育和养老金等都属于这个范围。”研究收入分配的作品连续两年入选《社会蓝皮书》的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院博士顾严说。

　　1979年6月，胡先生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回到了上海，随后进入了仪表局下属的一个国有企业。

　　在此之前的6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每个人的收入分配方式。

　　“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工资开始涨了，不像以前几十元钱一拿很多年。”从1979年开始，胡先生的工资从49元慢慢涨到了1990年的三四百元。

　　在工资上涨的同时，胡先生仍然享受着免费医疗，“那时候我手中有四张卡”，胡先生“骄傲”地回忆，其中一张是瑞金医院的，一张是中山医院的，一张是龙华医院的，还有一张是单位所属徐汇区中心医院的。“当时看病只要拿着卡到医院去就行了，根本不要钱。”不过在那个生病不用花钱的年代里胡先生正值壮年，几乎没去看过病。

　　从1993年开始，胡先生调到了仪表局下属的一家合资公司，工资一下子跳到1000多元钱。

　　“其实回想起来，当时合资的部分原因不是缺资金，而是为了享受合资企业的待遇，既有税收优惠，又能提高工资。”

　　虽然私营企业的工作相对辛苦，但是相对高一点的薪酬让胡先生解决了房子的问题。原来的那套房子，是早在1994年胡先生花了首付2000元、10年每月还款38元买下的，在10年之后这套房子为他带来了80多倍的收益。

　　1995年，胡先生离开了合资公司，准备自己干。“不过我胆子小，其实这一步只迈了一半。”胡先生没有自己注册公司，而是选择了仪表局下属一个国有厂的“三产”公司。

　　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单位”观念，使得他宁愿与单位分成，也要把编制留在国有企业里，为了退休后有个保障。

　　和胡先生不同的是，他的妻子选择了私营企业。1999年开始，在上海第一皮鞋厂工作的胡先生妻子在退休后被温州老板聘走。

　　“当时我们鞋厂不行了，那家温州的私人皮鞋厂把我们一起挖过去，从副厂长到我这个指导‘制帮’的，都是我们厂过去的。”胡先生妻子说。

　　这家皮鞋厂开出的薪水比胡先生妻子退休前拿的工资几乎高了6倍。“4000元啊，所以我们都去温州了。”

　　在退休前，胡先生的妻子从学徒开始一直到退休一直在同一个车间工作，薪水最高的时候是 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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