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时光

　　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信贷、财税和登记等制度。

　　——摘自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1993年，南汇几家蜂农上门找到退休的养蜂厂长顾纪东，率直建议：“我们的东西不好卖，价格老是被压得很低，您能不能把大家联合起来？”说干就干。可起名时犯了愁：叫公司吧，太大；叫工厂吧，又觉得怪。后来想，既然是农民联合办的，就取名叫联合社。

　　上海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沪郊蜂业联合社”，就这样破茧而出。

　　13年过去了。据市农委最新消息：今年内，沪上31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将有80至100个获得一项名为“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的创新融资支持，首批5家已签约，最高贷得300万元。

　　这标志着上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瓶颈有了新突破。“最发愁流动资产、集体土地没法抵押”的合作社农民，开始愁眉得展。

　　合作社，这个在共和国之初曾家喻户晓的生产互助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又一次冒出时代地平线。

　　幸福现在时

　　要不是凌晨4点要开市，母亲一准得哭到天亮。

　　子夜装车，凌晨1点半赶到市场，困得不行打了个盹，一睁眼，三大包梨被偷！

　　农民自己卖点东西有多难？当年陪母卖梨的南汇农民陈志刚刻骨铭心。

　　陈志刚如今是新凤蜜露桃业合作社社长。采访时正值瓜果上市旺季，白白胖胖的西甜瓜，五六个装一箱，再封条，整齐垒墙边。箱上白底红字很醒目，“石笋西甜瓜系列”。社里35岁的顾诚埋头装箱，忙得不亦乐乎：“加入合作社的好处多了。最起码，现在收入是以前的一倍半。想想去年5月，商量了好半天我爱人才同意入社，现在我老加班，她一句唠叨都没有。”

　　昨天，青浦的青西禽蛋联合社社员石阿姨说：“现在我用不着出门，家里鸭蛋日产10箱150多公斤，合作社每隔5天就派卡车来买走。”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渠道之一——上海农工商配送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葛文伟介绍：在市农委的牵头下，公司现收购30多家合作社农民产品，送往市区各大企事业单位，或在街头现场销售。

　　加入合作社的好处究竟有多少？

　　对农民社员们来说，如果自己去卖产品，往往半卖半扔，或被廉价收购，而合作社来统一收购更有保障，价格也能略高些。青西禽蛋联合社社员胡林岭就说：“合作社统一收购了，我一年能多赚两三万元。”

　　还有第二笔实惠——社员股金分红。胡林岭去年底就分到了6000元。

　　“加入合作社了，买有机肥可以团购，价格便宜，政府还会补贴。”浦东的金杏香果业合作社负责人赵春德说。

　　“合作社信息灵通，常给我们做市场行情分析，天气突变还会发来短信，友情提醒。”松江的鱼跃水产合作社社员王友成说，今年台风“珍珠”来袭前正要投放虾苗，幸亏收到短信，躲过一“劫”。

　　“合作社每年都请上海水产大学的老师来讲课。老师对国际国内市场了如指掌，讲的技术实用，社员都爱听。一年4次集中讲课，那么大的教室，比开会还安静！”奉贤的青春对虾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钱银才心直口快，“今天要不是你来采访，我本来要去给12户社员消毒虾塘。”

　　……

　　幸福过去时

　　合作社重现农村，这对农民本身也是件稀罕事。

　　“你到底要干什么？”前年，陈志刚动员农民入社时，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我一家家去敲门，跟农民讲合作社的好处，可他们都不理睬。所以，我就绕了个弯，说是帮他们卖青菜，原本1元1公斤，我出3元收购，农民兄弟们讲实在，就这样答应了。幸好呵，好不容易，才把高价收来的菜全卖了。虽然一分钱没赚，可合作社从此就有了成员。”

　　沪上第一家的沪郊蜂业联合社，当年40多位蜂农凑起30多万元资金，也完全是在自发自愿下诞生的。现年76岁的创始人顾纪东深深感慨：“时隔半世纪，两次合作社的出现，名称一样，时代不同。”

　　顾纪东记得，那时村里的合作社也是农民自发产生的，可那是因为当年生产资料极度短缺，你家有头牛，我家有张犁，就联合起来，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劳作，碰到天灾集体抗。就这样，农民自愿组织起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推向全国遍地开花，“谁先参加合作社谁光荣”……农村合作社，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深深烙进共和国的幸福记忆。

　　时隔半世纪，合作社再一次引领农民们的幸福生活。如今最大的不同，就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强调在市场自发作用下，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进行合作。如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自主经营、民主管理，重大决策须由全体社员投票决定；如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入社自愿退社也自由。沪郊蜂业联合社，四五户农民想自己开蜂厂，就退出了；鱼跃水产合作社，5家能独立养殖的农户想单干，也就退出了。一切自主自愿，按经济规律办。

　　去年3月和今年3月，市农委专为合作社带头人办了两期培训班。市农科院小礼堂，百位合作社带头人齐聚一堂，认真听讲做笔记，台上是来自农产品质量认证中心、保险公司、市农委综合发展处和农业信息化中心的老师。

　　如雨后春笋，今天的沪上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已从1993年的最初2家，发展到2003年的24家，再到如今的310家。运作模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联社＋农户，四大模式营造幸福。

　　幸福将来时

　　全国第一家，奉贤区农产品新经济组织联合会在去年1月成立。

　　这个新颖的组织，以在民政局社团处登记成立的方式，表现出规范与正式。其目标是通过协调、管理和指导，促进农产品专业协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依法规范，成为富有前瞻意识者们的共识。

　　市农委有关部门认为，农联会对于规范合作社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规范中求发展、求突破，上海一直为合作社的幸福将来积极筹谋。奉贤区农联会会长唐仁军举例说，他们曾为一张超市的卫生许可证，足足跑了两个月。一家合作社的负责人向记者叹道：“按现有的规定，合作社要登记为‘合作社有限公司’。农产品大多薄利，可各种税缴下来剩不了多少利润。我们去年缴的税就比利润还多。”仓桥水晶梨合作社负责人钱培华则为电费头疼不已：“农业用电原本是2毛多钱一度，现在按《公司法》要依工业用电交，一度就得近9毛钱。水果要保鲜，冷库用电大，耗不起。”还有，贷款、保险等缺口，也亟待打开。

　　如何解决？市农委有关专家说：还得靠立法，给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个明确的定位，使其既能合法接受政府对农业支持的优惠政策，又能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同时税收及其他义务又有别于一般企业。

　　令人欣慰的是，对于这个特殊的经济实体，国家立法工作已经启动。

　　唐仁军递给记者一份复印的资料——全国人大下发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去年7月，他作为代表参加了上海各区县讨论“第一稿”的会议。去年底，他又作为上海市4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全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论坛。会上，“第一稿”再次成为热点。

　　合作社，这个最早在1844年由英格兰28名纺织工创办的新经济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极具生命力，已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社员总数达7.8亿户。

　　中国，当然要结合实际办好它。

　　上海桃咏桃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陶勇笑得憨憨的。

　　这家以他名字谐音命名的合作社，幸运地成为全市首批受惠于“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的5家之一，一举贷得300万元。陶勇盘算开了：今年要先租下500亩地，建标准化生产基地，将仓库、宿舍统统盖起，两年后还要把早就瞄上的1200亩地租到手，扎扎实实扩大规模，带动社员们一同增收，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

　　瓜果即将上市，南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正在埋头装箱。

　　林环 摄

　　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一览

　　印度：农村牛奶生产者协会成立后，起到了保护牛奶最低价的作用，农民不再需要接受个体商贩“霸道”的低廉收购价。政府则对协会企业提供贷款、土地租赁等优惠政策及技术支持。

　　瑞典：规模最大的合作组织叫“瑞典农民产品销售合作社”，瑞典人称之为“农家人”合作社，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技术和质量监测等多方面服务，建立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网络，年营业额高达31亿欧元，有5万多农民加入。

　　美国：农业合作社的规模为世界最大。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90年代两代合作社，目前的新一代合作社主要发展加工业，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与以前致力于商品营销的主要目标截然不同。

　　澳大利亚：之所以成为世界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农村合作社立下汗马功劳。合作社采取一人一票，有生活服务型也有生产服务型，有劳动合作也有资金合作。近年贸易型、小型的比重上升，且越来越注重社区建设和服务。

　　以色列：历史悠久，正在改革中谋发展，不过“平等、公有、自愿、民主”的原则没有变。目前，合作社完全根据与销售公司签订的订单生产。销售公司由咨询公司推荐，负责销售甚至采摘。合作社从销售公司获得收益。

　　本报记者 刘颖 林环 实习生 李小翠

　　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信贷、财税和登记等制度。

　　1993年，南汇几家蜂农上门找到退休的养蜂厂长顾纪东，率直建议：“我们的东西不好卖，价格老是被压得很低，您能不能把大家联合起来？”说干就干。可起名时犯了愁：叫公司吧，太大；叫工厂吧，又觉得怪。后来想，既然是农民联合办的，就取名叫联合社。

　　上海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沪郊蜂业联合社”，就这样破茧而出。

　　13年过去了。据市农委最新消息：今年内，沪上31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将有80至100个获得一项名为“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的创新融资支持，首批5家已签约，最高贷得300万元。

　　这标志着上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瓶颈有了新突破。“最发愁流动资产、集体土地没法抵押”的合作社农民，开始愁眉得展。

　　合作社，这个在共和国之初曾家喻户晓的生产互助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又一次冒出时代地平线。

　　幸福现在时

　　要不是凌晨4点要开市，母亲一准得哭到天亮。

　　子夜装车，凌晨1点半赶到市场，困得不行打了个盹，一睁眼，三大包梨被偷！

　　农民自己卖点东西有多难？当年陪母卖梨的南汇农民陈志刚刻骨铭心。

　　陈志刚如今是新凤蜜露桃业合作社社长。采访时正值瓜果上市旺季，白白胖胖的西甜瓜，五六个装一箱，再封条，整齐垒墙边。箱上白底红字很醒目，“石笋西甜瓜系列”。社里35岁的顾诚埋头装箱，忙得不亦乐乎：“加入合作社的好处多了。最起码，现在收入是以前的一倍半。想想去年5月，商量了好半天我爱人才同意入社，现在我老加班，她一句唠叨都没有。”

　　昨天，青浦的青西禽蛋联合社社员石阿姨说：“现在我用不着出门，家里鸭蛋日产10箱150多公斤，合作社每隔5天就派卡车来买走。”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渠道之一——上海农工商配送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葛文伟介绍：在市农委的牵头下，公司现收购30多家合作社农民产品，送往市区各大企事业单位，或在街头现场销售。

　　加入合作社的好处究竟有多少？

　　对农民社员们来说，如果自己去卖产品，往往半卖半扔，或被廉价收购，而合作社来统一收购更有保障，价格也能略高些。青西禽蛋联合社社员胡林岭就说：“合作社统一收购了，我一年能多赚两三万元。”

　　还有第二笔实惠——社员股金分红。胡林岭去年底就分到了6000元。

　　“加入合作社了，买有机肥可以团购，价格便宜，政府还会补贴。”浦东的金杏香果业合作社负责人赵春德说。

　　“合作社信息灵通，常给我们做市场行情分析，天气突变还会发来短信，友情提醒。”松江的鱼跃水产合作社社员王友成说，今年台风“珍珠”来袭前正要投放虾苗，幸亏收到短信，躲过一“劫”。

　　“合作社每年都请上海水产大学的老师来讲课。老师对国际国内市场了如指掌，讲的技术实用，社员都爱听。一年4次集中讲课，那么大的教室，比开会还安静！”奉贤的青春对虾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钱银才心直口快，“今天要不是你来采访，我本来要去给12户社员消毒虾塘。”

　　……

　　幸福过去时

　　合作社重现农村，这对农民本身也是件稀罕事。

　　“你到底要干什么？”前年，陈志刚动员农民入社时，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我一家家去敲门，跟农民讲合作社的好处，可他们都不理睬。所以，我就绕了个弯，说是帮他们卖青菜，原本1元1公斤，我出3元收购，农民兄弟们讲实在，就这样答应了。幸好呵，好不容易，才把高价收来的菜全卖了。虽然一分钱没赚，可合作社从此就有了成员。”

　　沪上第一家的沪郊蜂业联合社，当年40多位蜂农凑起30多万元资金，也完全是在自发自愿下诞生的。现年76岁的创始人顾纪东深深感慨：“时隔半世纪，两次合作社的出现，名称一样，时代不同。”

　　顾纪东记得，那时村里的合作社也是农民自发产生的，可那是因为当年生产资料极度短缺，你家有头牛，我家有张犁，就联合起来，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劳作，碰到天灾集体抗。就这样，农民自愿组织起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推向全国遍地开花，“谁先参加合作社谁光荣”……农村合作社，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深深烙进共和国的幸福记忆。

　　时隔半世纪，合作社再一次引领农民们的幸福生活。如今最大的不同，就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强调在市场自发作用下，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进行合作。如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自主经营、民主管理，重大决策须由全体社员投票决定；如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入社自愿退社也自由。沪郊蜂业联合社，四五户农民想自己开蜂厂，就退出了；鱼跃水产合作社，5家能独立养殖的农户想单干，也就退出了。一切自主自愿，按经济规律办。

　　去年3月和今年3月，市农委专为合作社带头人办了两期培训班。市农科院小礼堂，百位合作社带头人齐聚一堂，认真听讲做笔记，台上是来自农产品质量认证中心、保险公司、市农委综合发展处和农业信息化中心的老师。

　　如雨后春笋，今天的沪上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已从1993年的最初2家，发展到2003年的24家，再到如今的310家。运作模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联社＋农户，四大模式营造幸福。

　　幸福将来时

　　全国第一家，奉贤区农产品新经济组织联合会在去年1月成立。

　　这个新颖的组织，以在民政局社团处登记成立的方式，表现出规范与正式。其目标是通过协调、管理和指导，促进农产品专业协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依法规范，成为富有前瞻意识者们的共识。

　　市农委有关部门认为，农联会对于规范合作社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规范中求发展、求突破，上海一直为合作社的幸福将来积极筹谋。奉贤区农联会会长唐仁军举例说，他们曾为一张超市的卫生许可证，足足跑了两个月。一家合作社的负责人向记者叹道：“按现有的规定，合作社要登记为‘合作社有限公司’。农产品大多薄利，可各种税缴下来剩不了多少利润。我们去年缴的税就比利润还多。”仓桥水晶梨合作社负责人钱培华则为电费头疼不已：“农业用电原本是2毛多钱一度，现在按《公司法》要依工业用电交，一度就得近9毛钱。水果要保鲜，冷库用电大，耗不起。”还有，贷款、保险等缺口，也亟待打开。

　　如何解决？市农委有关专家说：还得靠立法，给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个明确的定位，使其既能合法接受政府对农业支持的优惠政策，又能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同时税收及其他义务又有别于一般企业。

　　令人欣慰的是，对于这个特殊的经济实体，国家立法工作已经启动。

　　唐仁军递给记者一份复印的资料——全国人大下发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去年7月，他作为代表参加了上海各区县讨论“第一稿”的会议。去年底，他又作为上海市4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全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论坛。会上，“第一稿”再次成为热点。

　　合作社，这个最早在1844年由英格兰28名纺织工创办的新经济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极具生命力，已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社员总数达7.8亿户。

　　中国，当然要结合实际办好它。

　　上海桃咏桃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陶勇笑得憨憨的。

　　这家以他名字谐音命名的合作社，幸运地成为全市首批受惠于“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的5家之一，一举贷得300万元。陶勇盘算开了：今年要先租下500亩地，建标准化生产基地，将仓库、宿舍统统盖起，两年后还要把早就瞄上的1200亩地租到手，扎扎实实扩大规模，带动社员们一同增收，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

　　瓜果即将上市，南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正在埋头装箱。

　　林环 摄

　　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一览

　　印度：农村牛奶生产者协会成立后，起到了保护牛奶最低价的作用，农民不再需要接受个体商贩“霸道”的低廉收购价。政府则对协会企业提供贷款、土地租赁等优惠政策及技术支持。

　　瑞典：规模最大的合作组织叫“瑞典农民产品销售合作社”，瑞典人称之为“农家人”合作社，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技术和质量监测等多方面服务，建立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网络，年营业额高达31亿欧元，有5万多农民加入。

　　美国：农业合作社的规模为世界最大。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90年代两代合作社，目前的新一代合作社主要发展加工业，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与以前致力于商品营销的主要目标截然不同。

　　澳大利亚：之所以成为世界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农村合作社立下汗马功劳。合作社采取一人一票，有生活服务型也有生产服务型，有劳动合作也有资金合作。近年贸易型、小型的比重上升，且越来越注重社区建设和服务。

　　以色列：历史悠久，正在改革中谋发展，不过“平等、公有、自愿、民主”的原则没有变。目前，合作社完全根据与销售公司签订的订单生产。销售公司由咨询公司推荐，负责销售甚至采摘。合作社从销售公司获得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