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城里的高考与乡下的高考

　　□王峰

　　高考是这两天社会关注的焦点，更确切地说，这里说的“高考”应该指城市里面的高考。媒体提供的考生、家长、社会注意事项，比如考前心理调整，相关部门提供交通、警力、食宿等便利，父母最好陪子女去考场，中午安排合适的就餐地点和休息场所等等，都带有明显的城市色彩，从客观上说，中国的大学资源基本集中于各大城市，录取比率城市也远

高于乡村，一般人想到“高考”二字时，很难立刻把它跟“农村”联系起来，“高考现象”、“高考病”几乎成为城市人的专利权。

　　一份所谓考生心理“怪现状”的分析文章，将类似这样的质疑：“要是生在北京，我这个成绩肯定能上清华，可现在，连能不能上重点大学都不一定！”归之于“爱抱怨”的心理问题，这实在是颇为典型的大城市中心论。事实上，这种抱怨有非常充分的现实依据，难道大城市与小城市、城乡录取比率相差悬殊竟然是理所当然的、永远正确的？据报道，北京有关部门呼吁社会不要给考生过多的压力，因为北京的录取率将稳定在70%以上，只要正常发挥，大部分考生都可以考上大学。很难想象，这种录取比率会出现在四川、山东等省的广大农村地区。

　　这样说来，农村地区的高考压力应该比城市更严重才对，因为对数量远多于城市考生的农村考生来说，高考俨然已成为“当代科举”，而且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相对来说更重，对考生寄予的期望也更大，然而事实上，农村并没有出现城市那样草木皆兵的“高考现象”，究其原因，由于录取比率低、大学学费高、选择打工等原因，多数乡村学生并不存在参加高考问题，这使得高考考生在地区所占的比重不大，而城市则不同，多数学生将参加高考，至少是在高考期间，考生及其家长成为当地比例最惊人、数量最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当然会吸引社会的关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而在乡村，考生多数在离家较远的学校寄宿，与家里的联系不是特别紧密，考得上考不上主要靠他自己，“高考现象”更多地以个体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的形式出现。

　　然而城市在高考方面的领先优势，也相应带来更复杂、更深入的心理焦虑，在广大农村考生还把“考上大学”作为首要目标时，北京、上海这样大都市里的考生，已经要更多地考虑“考上哪一所大学”、“哪一个专业”这样的问题了，这当然会引发更大的焦虑。中国的高考制度近年来虽已有了相当的改善，但不可否认，仍然不脱“一考定终身”的基本框架，“苦学三年，不如发挥三天”仍然是多数考生及家长的心理定势，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城市或乡村，出现“高考现象”都是毫不奇怪的。如果想彻底消除“高考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继续进行大学录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