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清华教政治

　　Ｎ中国青年报

　　2004年，他力排众议接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聘请，成为一名外籍教授。

　　他说，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但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让他更吃惊，并对中国学术刊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学习《中庸》《孟子》，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中国化”了。喜欢上了中国，希望看到中国社会更多的变化，他计划在北京长住下去。

　　他，就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被西方学界公认为“社群主义”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接受清华大学聘请

　　西方同行：“你是不是疯了？”

　　1985年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毕业后，贝淡宁在牛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东方遭遇西方》早几年已被翻译成中文、日文等多国文字。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丹尼尔事后说，“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研究这个行当非常重要。但我更明白，来北京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

　　“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42岁的贝淡宁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

　　不过，他也承认，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谈起贝淡宁，“他和其他中国教授没什么区别”。据万俊人介绍，在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系中长时期正式聘请外籍教授，清华是最早的。

　　课堂可自由讨论

　　学生们评价贝淡宁的课更像一个小型读书会

　　贝淡宁并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在到北京之前，他已做好了准备。不过这更多源自他的“新加坡经验”。

　　贝淡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上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是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思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来自亚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频频对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自由提出批评。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时，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在他被替换掉之后，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少讲一点约翰·穆勒（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记者注）。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时，学生们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后没再续聘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贝淡宁称，这种情况在他北京的教学生涯中从未出现过。“清华大学并没有明确指示我应该讲些什么。我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很快就获得了院方的许可。我给研究生开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和‘战争伦理’课程，学生的课堂发言很精彩，同事们也很友好。我可以和他们讨论任何事情。”

　　学生们评价贝淡宁的课更像一个小型读书会。他经常申请把课放到周六，因为“周六会议室闲着，贝淡宁老师觉得大家坐在圆桌边，关系更平等，教学效果也更好。我们可以随时发表意见，甚至打断他的话。而在其他中国教授的课上，我们不敢随意打断教授的话”。

　　虽然还不能用中文写作专业论文，但贝淡宁已对中国的学术刊物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刊物对具体的政策，比如对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制度就有很严厉的批评”。

　　中央党校开讲座

　　“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

　　去年，贝淡宁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有个学生用英语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央党校的学生，问是否可以来旁听。贝淡宁在欢迎之余，也留下一脑门子问号。在第二次授课时，他特别留心观察这个学生的面部表情，揣测他来听课的目的。

　　“我问朋友，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来自中央党校？他有什么特殊目的吗？我的朋友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外校许多学生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旁听是非常正常的事，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他笑话我别总是疑神疑鬼。”

　　后来，贝淡宁和那位中央党校的学生混熟了。那位学生亲口告诉他，自己来北大听讲，“只是想听一些外教课程，锻炼锻炼外语而已”。

　　贝淡宁曾经玩笑性地探问班上那位旁听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党校讲课？旁听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没过多久，这位旁听生便向他发出了邀请。“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贝淡宁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中央党校正在修改过去的政策。只要经过副校长批准，老外现在可以到中央党校讲课。”

　　无论对贝淡宁还是对中央党校来说，这都是一次陌生的体验。演讲的题目当然不是贝淡宁熟悉的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我讲的其实是我学习汉语的经验”。

　　据中央党校的学生回忆，那天的气氛“相当幽默”。有学生问，在英语学习方面，是应该听BBC还是VOA？贝淡宁回答：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因此听BBC可能更好些。台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一个老外居然也会这么说话”。 变得越来越“中国”

　　有人夸他帅，不说谢谢，只应“哪里，哪里”

　　随着贝淡宁汉语水平的提高，目前他的中文授课比例在加大。他也开始接受汉语提问，因为他能听懂大部分内容。

　　学生刘文嘉介绍：“贝老师的古代汉语水平相当不错，比很多高中生都强。什么使动、意动，他全都知道，还能背诵许多古文名篇。”在过去两年中，她每周拿出两个小时帮助贝淡宁学习古汉语。“去年已经读完了《中庸》，现在正在读《孟子》”。

　　连夫人宋冰也承认，贝淡宁这两年正变得越来越“中国”。他和岳母一家住在一起，比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相处得更融洽。有学生夸他长得帅，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耸耸肩，笑着说“Thank 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哪里。”

　　在中国居住了几年后，贝淡宁回加拿大探亲，临别时母亲把他送到门口就止步了，他困惑了半天。“为什么你不送我去机场？”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中国人在机场、车站送别的方式。只有从打冰球、不吃隔夜面包这样的生活细节上，别人才能看到西方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中国的教师，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授，社会地位很高，‘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早已成了陈年往事。这就是变化！”贝淡宁希望看到中国社会更多的变化，所以他计划在北京长住下去。他甚至打算在清华附近开一家安静的小餐馆，“得是那种既能看书、讨论学术，又能和朋友一起享受美食的地方。”贝淡宁津津有味地畅想着，“就像我的博士论文，不是中规中矩的论文格式，而是两个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吃着酸菜炖猪肉，讨论着社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