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惭愧，簿子仍是空白的”——萧伯纳与黄佐临的一段情谊

　　本报记者陈熙涵

　　一个被历史掩去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因为此次做“萧伯纳与上海”的专题重现读者眼前。在上海图书馆，收藏有萧伯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送给黄佐临的一本羊羔皮做封面的贴照簿，以及一幅珍贵的题词。它见证了萧伯纳和中国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半个多世纪的情谊，也见证了这位世界文学大师和上海这座城市的联系。

　　昨天记者采访了黄佐临之女、著名导演黄蜀芹，她回忆说，父亲黄佐临在英国求学期间，曾“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自己写的一出短剧《东西》寄给萧伯纳，还附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对易卜生和萧伯纳的戏剧很崇拜，也想当一名剧作家，请萧伯纳批评他的剧本。

　　几天后，这位诺奖得主竟给他回信了，在《东西》的扉业上，萧伯纳亲笔写道：“一个‘易卜生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一个‘萧伯纳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去当门徒；他必须依赖自我生命，独创一格。”

　　1935年，黄佐临二次留学英国期间，专程去拜访萧伯纳。萧带他到一位当地很有名的老艺人家里去，定制了一本羊羔皮做封面的贴照簿，还叫黄佐临当场写一个“萧”字，铸印在封面正中。离开老艺人家的时候，已80高龄的萧伯纳嘱咐身边来自异国的小伙子：“将来你回去，有了满意的演出，剧照就贴在这上面。”1937年，黄佐临学成归国，这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临行前，萧伯纳特意给他题词送别：“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圣典将是中国的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去创作。”

　　带着先生的友情，黄佐临投身于现代戏剧运动，一生导演话剧百余部、电影十余部，与焦菊隐被并称为“南黄北焦”。然而，萧伯纳送的这本绿底金花的贴照簿中，始终没有一张照片。黄蜀芹回忆说，父亲生前曾说：“很惭愧，这个簿子仍是空白的。”1994年，佐临先生病逝于上海。黄蜀芹将父亲生前珍藏的3000余册英文书籍和140余件手稿、信件、文献、照片、著作等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其中就有萧伯纳馈赠的礼物。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之邀，取道香港来到上海。“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厉害。”鲁迅先生在《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的序言中，为我们记录下了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时的情景。是年，萧77岁，皓髯飘洒，精神矍铄。邵洵美后来在《我也总算见过他了》中，不无激动地描述了自己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与萧会面的印象，“他皮色红到发嫩，胡须白到透明；假使他的性格不是那样吝啬，那他简直是个圣诞老人”。

　　在宋庆龄的宅邸，萧伯纳和鲁迅开起玩笑，他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比高尔基漂亮；下午到福开森路的“世界学院”，见众人朝他合围过来，老头儿开口便说，这就如同观看动物园里的动物，现在你们都看见了，该心满意足了罢；不会说中国话的萧伯纳诘问不会说英国话的梅兰芳，“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可中国的剧场反而喜欢锣鼓齐鸣，难道中国的观众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听说梅大师从艺30载，萧立即用心研究梅的面容，赞叹他驻颜有术。上海初春的阳光毕竟难得一见，不知是谁，想出一句恭维话：“萧先生，你真幸运，可以在上海看见太阳。”哪知萧先生立即回敬道：“不，是太阳幸运，可以在上海看见萧伯纳。”

　　就这样，萧老头儿之于上海，留下的就是这么个生动的老头形象。据文史研究专家陈子善说，“许是记者提问太多，欢迎者好奇心太强，当时的上海给萧伯纳的印象是不怎么好的。然而，上海文化界对萧伯纳来沪访问的反应之热烈多样，堪称上个世纪上半叶上海接待世界文化名人事件中最为声势浩大、丰富多姿的一次。”好在这位文豪与上海的渊源，并未止于“惊鸿一瞥”。萧旋风一刮经年，大师著作不断被译介进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戏剧学院还上演过根据其《卖花女》改编的音乐剧《窈窕淑女》。九十年代，北京舞台也先后上演了《武器与人》以及英若诚翻译并导演的《芭芭拉少校》等。

　　(相关报道《“思想的工厂”和“良心的提示”》《幽默大师的闪电访问》等见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