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什么样的危险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带枪，而且故意向人炫耀时——林季援说，主要是为了“装派头”，向对方显示实力。记者问陈信华:“你看见过卞礼忠自己带枪吗？”回答是没有，“他的身份，已经不需要这个了”。暴力符号，彰显的是另类身份，而这另类身份，也有等级之别。

　　“我们家里很困难，是船民，比工人还苦。”在对湖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卞礼彬是卞礼

忠的大哥，也是卞家6个孩子的老大，54岁的卞礼彬比最小的卞礼忠整整大16岁。他说，父母早年都从事水上运输，“就是往那种15吨船上搬沙子、鹅卵石的那种工作，十分辛苦”。家里6个孩子，连同父母，8口人的家就安在一条小船上，一直到1985年左右才迁到岸上。

　　“我们几个小孩子从小就帮助父母做事。”因家庭困难，卞礼彬12岁才开始上小学读书，而高中毕业的他也是卞家接受教育时间最长的一员，他的3个妹妹则根本没念过书。1968年出生的卞礼忠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

　　因年龄差距，卞礼彬与弟弟相处时间并不多，对于早期的弟弟，他只是一再说，“青少年时期比较调皮”。

　　16岁，卞礼忠有了第一次案底。据卞礼彬说，那一年卞礼忠和几个朋友去看电影时与别人产生纠纷，因动手打架被送进看守所拘留。这本是件不大的事情，但结果，卞礼忠的命运却像被推倒第一张的多米诺骨牌，一步步朝着另一个方向滑去。在看守所，一个人被打死在号房里，所有参与者都被重判，刚进去的16岁的卞礼忠也难逃其咎，获刑5年。卞礼彬说，他原来想在弟弟出拘留所后，“毕业证稍微弄一下”，送他去当兵，但卞礼忠自此已经与传统的主流社会分离了。

　　1993年，卞礼忠再一次因打架而被捕。卞礼忠一方中的一员被另一方用枪击中而死，卞礼忠被判9年。在监舍里呆了几年，被假释出狱。

　　还在假释期间，卞礼忠为何介入这场纠纷，并最终丧命？从时间与环境看，多少有些意外。

　　“什么叫黑社会？凭什么说他是黑社会？”30岁的徐丽蓉眉毛高挑，说话语速非常快，走进卞家，面对记者，徐丽蓉开口全部是疑问句，而且语气有一股愤怒。在福州多年的生活，已经听不出她的东北口音。如今，徐丽蓉带着5岁的女儿，与从黑龙江过来的母亲、弟弟一家住在一起。这幢房子在福州的中心地带，是卞礼忠当初

　　来自黑龙江的徐丽蓉很早便到福州闯荡，1999年认识卞礼忠。第二年，徐丽蓉怀孕时，两人忙着装修房子，徐丽蓉说，他们想按当地习俗，在给孩子办满月酒时候一起补办婚宴。虽然并没有法律上认可的与卞礼忠的婚姻关系，但徐丽蓉仍习惯称卞礼忠为“老公”。

　　卞礼忠出事那天，他们的女儿才刚出生7天。徐丽蓉说，实际上，那几天的福州110新闻，已经播放了这起“2·20”特大案，“持枪抢劫，死有余辜”。只是没有人敢告诉徐丽蓉发生了什么事。她打电话找卞礼忠的朋友，对方告诉她，“礼忠开车在三明被扣了”，徐丽蓉奇怪，卞礼忠离家那天连包都没带，怎么也不打电话？第三天，徐丽蓉记得很清楚是正月二十八，几个朋友过来看她，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人没憋住，“礼忠走了”。

　　显然，这时候，卞礼忠正处在自己人生的特殊时期。

　　卞礼彬描述这一时期的弟弟卞礼忠，身上并没有通常所见的刺青，学会了开车、电脑，还会些英语。在卞礼彬眼里，这个弟弟甚至被形容为“有些像高干子弟”。

　　没有卞礼彬与徐丽蓉这么近距离观察卞礼忠的机会，同时又无亲情之缘，一般人未必完全这样看待他。陈信滔解释自己跟哥哥陈信华的关系“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好”，很简单，自己的生意全让他给搅了。但陈信滔仍然理解哥哥找“社会上的人”出面来解决此事的心理。对于已属非常克制公允的陈信滔，对卞的描述已经很明确，“社会上的人”。在福州人的一般称谓里，这些人叫“坏仔”，或者“歹仔”。

　　陈信华诚恳地向记者解释说:“当时我确实是想让卞礼忠进来经营车场。反正弟弟也不做了，我要继续做过户生意，必须靠着一个人啊！”而后来，陈信华观察，“卞自己的确也想进入车场经营，谁也挡不住他。”或者陈信华的解释对于卞是成立的，但去进行商业谈判，在公众场合有意显示自己有枪，这已经为自己身份定了位，并制造了“危险”。后来，被反复渲染的“卞礼忠上厕所都有两个保镖跟着”，虽然冯文虎在接受采访时断然否定，但它在逻辑上符合手枪符号所带来的心理想象。

　　似乎卞礼忠已经度过了用暴力符号彰显身份的阶段，接办过此类案件的警官解释说:“对于卞，有人请求帮忙，这才是积累自己声望的机会。你有事找到我，我搞定这件事，要的不是钱，而是要你欠我一个人情。未来我有问题再找你，你一定会帮到我啊。”

　　与卞礼忠是邻居，彼此认识多年的冯文虎，想了一会儿，如果找词来形容卞礼忠，最后他说，“(卞)像梁山泊里的人”。

　　卞礼彬承认弟弟在外边“有名气”，他认为这种名气是卞礼忠为人仗义、讲信用换来的。卞礼彬说，弟弟死后第二天，曾与卞礼忠一个监狱的“狱友”，“听说忠哥出事”，半夜三更找到卞家，跟着他们一起跑到医院看放在冰棺里的卞礼忠。狱友说，自己在监狱里曾大病一场，“号长”卞礼忠给他很大照顾，跟别的“号长”不一样，所以一直对卞礼忠心存感激。另一方面，“我弟弟去世后，连续几年，每到他祭日，他的号友都在监狱里放上干饼之类祭祀的东西，在监狱里纪念他，做人做到这份上，也说明我弟弟的为人”。

　　5年后，面对记者，谈及自己的女儿，徐丽蓉说，她已经5岁了，经常缠着她问爸爸的问题，她骗女儿说爸爸出国了。因为没有与卞礼忠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徐丽蓉无法以她名义申请民事赔偿，而只能以女儿的名义起诉。

　　问现在徐丽蓉以什么谋生，徐丽蓉简单地回答，做些小生意。“我还能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要文凭，去做服务员？不是给我老公丢面子吗？”徐丽蓉一边深深吸了一口“中华”，一边用有些挑战的眼神和语气反问。这时候的她，似乎真的有点符合想象中的“老大的女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