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见证执政理念变化

　　“三峡工程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中华国力的体现，更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治文明的进程；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三峡工程的本源，事实上是民主与科学的结合。”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总编辑施勇峰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

　　施勇峰曾任新华社三峡支社社长，在三峡库区工作了13年。作为记者，他见证了三峡工程人大审议通过、开工建设、百万移民搬迁、永久船闸建成、以及大江截流成功等关键时

刻。

　　“事实上，三峡工程论证、建设的过程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更加开放，更注重民主和科学，三峡工程实质上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施勇峰说。

　　中国没有哪一个工程像三峡工程一样遭遇到如此之多的疑虑，即使在三峡大坝全线到顶的前一天，在由中国三峡总公司组织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记者提问的大多数问题依然围绕着质疑和争议而展开。

　　辗转宜昌市的多家书店，记者终于从一家很小的书店里购买到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此前，中国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主任金长江一直向记者推荐这本书，“独家披露了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时期的好多争论。”

　　在此书的前言里，李鹏写道，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听取了三峡建设问题的汇报，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主张“先修三峡，后开发支流”，另一种观点主张“先支流、后干流”，理由是三峡工程规模过大，不是当时的国力所能承受的。

　　关于后一种观点，李鹏在1982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4时半，万里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找我谈话，胡启立也在场。他在谈到三峡工程时说，三峡是个好项目，但目前看来，工程投资太大，尚不具备建设条件。”

　　关于三峡工程所遇到的争论，李鹏也感受到了，他在1985年9月24日就三峡省和三峡工程事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气氛不顺，硬把三峡问题提出来，造成顶牛局面，对工作也没有好处。不如把工作做透，使之水到渠成。”

　　据介绍，李鹏报告中所说的“当前气氛不顺”，指的是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修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在这份报告里，李鹏也提出，“要抓紧向人大和政协汇报三峡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争取做到大家认识基本一致。”

　　1987年11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该书将全国政协委员在水电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李锐、陆钦侃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汇集成书，被认为是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者的一个权威性文集。

　　为此书作序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周在题为《从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与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坝高185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它优选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

　　该书的出版被认为是三峡工程论争由高层和专家圈向社会扩散并产生更广泛影响的一个标志。

　　三峡工程争论的又一次高潮是在1989年初。据报道，关于三峡工程的表决，本来是应该在1989年初的“两会”上。

　　李鹏在《三峡日记》中写道：当年1月26日，香港报刊说，姚依林在政协讲五年内不可能建三峡工程时有不少人鼓掌。我认为，国务院并没有改变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现在国家经济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五年内国家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三峡工程在五年之内不可能建设，也是在理的。

　　据公开资料显示，在4月3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荷兰记者问时任总理的李鹏：在人大刚开始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李鹏让兼任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姚依林回答这个问题，姚依林回答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

　　工程开工后各种意见也没有停止

　　对于三峡工程来说，1992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李鹏在当年2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晚7时半，去万里同志处。他对上三峡工程态度积极，认为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都足够了。

　　1992年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其中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李鹏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令人十分欣慰的是，争论近40年之久的兴建三峡工程，在今天人大举行的全体大会上，终于获得通过。三峡工程从论证转入实施阶段。

　　事实上，即使在三峡工程开工之后，各种意见也没有停止。

　　1993年11月22日，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人士考察三峡工程的意见。

　　1996年8月1日，新华社的一份题为《三峡移民成败关键在管理》的报告被报至中央领导案头(《李鹏三峡日记》)。报告里写道，记者在库区调查发现，贪污挪用移民资金的问题非常突出，涉及移民的经济犯罪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上漏洞百出。

　　此事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李鹏在日记里写道，江泽民同志就此事问他，“不知道情况是否属实，十分令人担忧。”李鹏在了解情况后给江泽民写信说“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诸如管理松懈，发生贪污挪用移民经费问题等等”，李鹏在信中提出了措施：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移民局；经中纪委批准，在三峡建设委员会设立“监察局”，专门从事对三峡工程和移民的经费的监督；加强移民搬迁企业和城镇建设的全面规划和组织实施……

　　三峡工程不仅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移民人数最多，同时也是资金投入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如何管理好2000多亿的大额资金，不仅考验着三峡工程管理者的智慧，更是各级审计部门的重点审查对象。1999年，重庆市审计局查出丰都县原建委主任、国土局局长黄发祥贪污移民资金1600万元的重大案件。2000年，黄发祥因此而被法院判处死刑。

　　“过去反对三峡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讲，说我们建一个工程就倒下一批干部，三峡花两千多亿不知道要倒下多少干部。这些人士的质疑对我们也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尤其是在黄发祥事件发生后，我们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从目前的情况看进展形势比较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蒲海清说。

　　“我们非常欢迎媒体监督，媒体的监督对我们的工作促进很大。我们自己也有一份专供总公司领导参阅的内部参考，专门收集社会上不同的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主任金长江说。

　　施勇峰在新华社三峡支社工作的13年中，就三峡工程写了1500多份稿件。“其中舆论监督报道不到百分之五，但几乎每次舆论监督报道都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并给与了批示。三峡总公司的整改也非常迅速，其中就包括质量、移民、管理等重大问题。”

　　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主任金长江认为，三峡工程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了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政府的开放、开明的态度，“谁有意见都可以提。”让金长江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去年，一位反对三峡工程的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物从美国回到中国，专门在北京一家茶馆组织了一次题为《三峡工程与环境》的演讲，“她事先给政府有关部门也做了通报，但并没人去阻止她。”

　　“今天，再回忆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特大型水利工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监督意见，而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中国走向开放和富强的过程。三峡工程正是因为吸纳了这些建设性的意见，才建得更好。”

　　“对于对三峡工程的质疑和批评，要区别来看待。”潘家铮说，“有的是技术上的讨论，有的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也有的是炒作。”潘家铮介绍说，在境外，有些怀有政治目的人把反三峡作为一个工作来做，你即使不建他可能还会骂；还有一些环保主义者，所有改变自然的开发他们都反对，人们的发展有相当长的时期的确是对大自然破坏较大，但否定一切的做法不一定合适，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

　　“三峡工程一直是在许多人的怀疑、担忧、反对甚至咒骂中走过来的。”潘家铮说。针对多年以来反对者质疑的一些问题，潘家铮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好多已不是问题，比如大家担心的国力、科技水平以及移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