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沈阳一副厅级干部涉嫌“嫖娼”事件经由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5月30日，近百名全国、省、市、县四级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辽宁省人大、辽宁省检察院提交了《关于依法公正审理“卖淫嫖娼案”的建议》。
针对一个具体的个案，一次提出建议的人大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了全国、省、市、县四级人大代表，这种原本罕见的现象让人不得不重提一个重要的法律话题———
个案监督。
在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行使司法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但人大能不能以个案的形式实施监督，却历来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论题。支持者主张个案监督是人大监督职权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反对者认为个案监督缺乏法律依据，违背司法独立原则。争论相持不下，但实践中地方人大越来越热衷于个案监督却已成事实。
笔者以为，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人大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个案监督存在一定的必要性。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司法机关对人事和财政尚缺乏自主权，司法过程容易受到地方、行政的不当干预，司法本身的腐败现象也较为严重，这决定我们必须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对法院而言，由于上级监督存在机制虚置，同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功能受限，加之内部监督机制如错案追究等又不健全，因而谋求体制外的监督途径成为必然选择。
人大作为司法系统外的独立机关，可以利用其超然的地位，通过对具有重大影响和典型意义的违法案件实施监督，不仅能够使一些错误的案件得到纠正，遏制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实现个案上的公正；同时也是对司法活动的一种鞭策和支持，督促司法机关更好地行使司法权，从而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可以说，个案监督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监督机制的缺失，有利于法治的顺畅发展。
在理论上，根据我国的宪政体制，“一府两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因而人大是国家司法权的权力来源，由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权运作进行监督也是顺理成章。只不过宪法和法律对这种监督的方式、方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才使得许多人对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和危险性效果产生忧虑。
不可否认，个案监督体现了人大权力对司法的强势介入，在革除司法不公弊端的同时，也容易伤害到司法的独立与权威，因而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但这显然不是否定个案监督的理由。事实上，是因为个案监督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才造成人们担心人大个案监督权力的滥用，担心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大代表“外行监督内行”，担心大量的个案监督会让法院疲于应付。现实中个案监督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监督的随意性、监督途径不规范、程序监督不够等，也是由于缺乏详细的操作规程。因此，目前问题的关键是应该通过立法将个案监督纳入法治化轨道。
由于个案监督在现有的司法救济外开辟了一种新的救济途径，为了防止其过于干涉司法独立，理应通过单独的立法进行规范，对监督的范围、主体、方式、原则、程序及责任等作出制度安排。比如：准确界定“重大典型违法案件”，不能将个案监督无限泛化，防止人大干预一般的普通案件；确立集体行使监督权的原则，人大代表有权对具体案件提出批评和意见，但不能以个人身份干涉个案，防止人大代表个人利用其特殊身份和手中权力对案件施加不当影响；规定监督主体的职权，行使个案监督不能干预具体的审判过程，不能直接处理案件或直接否定司法裁判，监督最终还要通过司法机关本身的纠错机制来实现，避免损及司法权威等等。
总之，只有立法到位了，让个案监督的每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才能最大程度地消除负面影响，达致司法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