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沈阳副厅级干部嫖娼案”引起各级人大代表的关注后，笔者相信法院最终会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但就一个具体的
个案，一次提出建议的人大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了全国、省、市、区四级人大代表，这种原本罕见的现象让人不得不
重提一个重要的法律话题——个案监督。
在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能不能以个案的形式实施监督，历来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论题。支持者认为，个案
监督是人大监督职权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反对者认为个案监督缺乏法律依据，违背司法独立原则。争论相持不
下，但实践中一些地方人大却越来越热衷于对司法机关实施个案监督，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笔者以为，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人大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个案监督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现实中，由于政治体
制结构等原因，司法过程容易受到地方、行政的不当干预，司法本身的腐败现象也较为严重，因此必须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
对法院而言，由于上级监督存在机制虚置，同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功能受限，加之内部监督机制如错案追究等又不健全，因而谋
求体制外的监督途径成为必然选择。以“沈阳副厅级干部嫖娼事件”为例，具有法定监督职权的机关集体失语之后，如果没有
人大方面的监督，案件就不可能再审了。而人大作为司法系统外的独立机关，可以利用其超然的地位，通过对具有重大影响和
典型意义的违法案件实施监督，实现个案上的公正，同时也是对司法活动的一种鞭策和支持，督促司法机关更好地行使司法权
。
在理论上，根据我国的宪政体制，“一府两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因而人大是国家司法权的权力来源，由
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权运作进行监督也是顺理成章。只不过宪法和法律对这种监督的方式、方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才使得许
多人对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和危险性效果产生忧虑。
由于人大个案监督在现有的司法救济外，开创了一种新的救济途径，其救济程序、方式等均应通过单独的立法进行规
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