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女村医的基层抗艾故事(图)

过医生在走访艾滋病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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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渺小，可我们是第一道屏障，如果我们的工作失职，艾滋病会更加泛滥，那我们就成了罪人。我会坚持一辈子。”

　　10年前，她第一次听说“艾滋病”；她所在的村子与毒品“金三角”接壤，近120人感染爱滋病，5年前开始陆续有人因病死亡；她不忍目睹乡亲们等死而选择了防艾抗艾之路，因为歧视从备受尊敬到被拒同桌吃饭，甚至连丈夫也选择离开……

　　她叫过团，云南瑞丽姐勒乡姐勒村卫生室治疗艾滋病人的傣族女村医。每天的工作琐碎而繁杂：频繁地随访病人，免费发放抗病毒药品，免费咨询与检测。没有卫生部门的编制，每月仅拿着200元补贴，还需靠自己的村卫生诊所治些其他病症补贴家用。

　　过团说从没后悔过，“我们很渺小，可我们是第一道屏障，如果我们的工作失职，艾滋病会更加泛滥，那我们就成了罪人。我会坚持一辈子。”

　　让她最感自豪的是，在药物和照料之下，村里的许多艾滋病人有了好转。

　　“在这，艾滋病就像感冒”

　　“村里的吸毒人群占60%以上，艾滋病感染者有近120人，可以算是中国防艾形势最严峻的地方吧。”

　　5月8日中午，过团刚参加完瑞丽市疾控中心举办的防治艾滋病的培训，她接触到了一个新名词“鸡尾酒疗法”。“这个疗法能有效延长病人生命。”过团已经用在了姐勒村。

　　“毒品太容易弄到手了，村寨与‘金三角’直接相连，瑞丽河水浅时，村民们挽起裤腿跑过去就可以买到便宜毒品。”过团一见面就对记者说，“在这里，艾滋病就像感冒一样，毒品泛滥导致艾滋病交叉感染严重。”

　　瑞丽市姐勒乡姐勒村位于云南最西部，与境外毒源地缅甸“金三角”接壤。村寨里，谁家的房屋最破，这家准有人在吸毒；谁家的房前屋后杂草丛生，这家准是因毒品或艾滋病而家破人亡。全村5000余人，12个寨子零零散散分布在广阔的边境线上，村民90%以上是傣族。村里的吸毒人群占60%以上，艾滋病感染者近120人，“可以算是中国防艾形势最严峻的地方吧。”

　　1989年，在姐勒村一个叫芒良的村寨发现了我国第一批HIV感染者。“以后的10多年，我们都不能说出现了艾滋病人，事情被捂了起来，连几个70多岁的人都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我们失去了最好时机的防治期。”

　　生活轨道因艾滋病人改变

　　过医生淌着眼泪对丈夫说，“乡里乡亲的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着等死，我这个医生，看不下去！”

　　5月9日。草草几口午饭，过团急急地提着包去一个病人家发放免费药品和做随访，“他的药已经吃完了，正等着送药。”

　　给全村的艾滋病人发放免费的抗病毒药品、做随访，成了过团每天的主要工作。为了生活，她还要维持自己的村卫生诊所，因为做艾滋病工作全部是免费的，她没有当地卫生部门的编制，只能每月得到200元钱的补贴。而接受防治艾滋病工作前，在村卫生诊所，过团收入可观、生活富足。但这是另一种充满挑战的生活：清贫而不可或缺。

　　过团第一次听说“艾滋病”是在1996年。当时上级疾控中心给村里的吸毒人员免费验血，全村仅过团知道这是秘密任务——检查艾滋病毒携带者。从那时起，她开始关注艾滋病的相关报道，并惊讶地发现村里有不少人得了这个病。出于职业敏感，她认真观察并搜集资料。那时，她只知道这个病有5—15年的发病期，而当她有意上门调查时，骂声常常追着她，谁都不愿意受歧视。

　　5年后，村里有艾滋病人死去，人们意识到艾滋病的严重性。

　　2001年，德宏州组织艾滋病蔓延区的村医进行相关培训，过团作为防艾村医被重点培养。2002年，姐勒村成了中英艾滋病关怀项目的首个试点村，项目组让过团负责整个村项目的开展。

　　过医生是傣族村医，能与傣族村民无障碍交流，所以比其他医生更容易完成抗艾任务，但她依然困难重重。艾滋病人因免疫力下降易引发其他病症，可有些人穷得连最廉价的治疗费都付不起，最后只得由过团垫付。她丈夫为了她干这个既危险又累、没钱还不讨好的工作频频吵架。过团淌着泪对丈夫说：“这乡里乡亲的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等死，我这个医生，看不下去！”

　　2003年底，丈夫最终与她离了婚。顶着经济和感情的双重压力，过医生坚持了下来：“我的生活已与村里的艾滋病联系在一起了。病人们离不开我，我也舍不得他们。”

　　乡村防艾的艰和辛

　　“你天天跟艾滋病打交道，别也有那病吧，别跟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了。”一个喜宴上，一位老乡对过团说。

　　过团的小灵通24小时开机，只要村里的艾滋病人一个电话，她随叫随到。

　　起先，村民们并不知道艾滋病是啥病，有人发病身亡，都以为是吸毒毒死的。“最难的就是让村民们从不知道艾滋病到了解防治艾滋病，从畏惧到坦然面对，从拒绝到接受治疗。”过团为此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

　　2001年刚开始做防艾工作时，村民们见过团成天念叨“艾滋病”，以为她染了病，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愿意进她的村卫生所，令其陷入经济困境。而当她给病人发放抗病毒药品时，甚至被人放狗赶出门。她到哪都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到哪家，就证明那家有艾滋病人，染病的村民不想被别人看不起。

　　更受打击的是自尊。以前乡亲们哪个家里有喜事或来了贵客都会请过团吃饭。可她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一个乡亲贺喜的场合，有个老乡对她说：“你天天跟艾滋病人打交道，别也有这个病吧，别跟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了。”从此爱热闹的她很少参与这些场合了。

　　2003年，过团接到一项新任务，协助省市卫生部门开展艾滋病母婴阻断项目。她的具体任务是给村里的每个孕产妇抽血样送市疾控中心做HIV检测。一次，她给汉族寨子的一位孕妇检测后发现是阳性，孕妇丈夫立即对着老婆咆哮起来。

　　“她只是哭，我陪了她一整天，就怕她想不开去自杀，我反倒成了杀手。”给这对夫妇做工作、讲道理后，过团第二天陪着孕妇去市里进行了母婴阻断生产。

　　艾滋妈妈不能母乳喂养，哺乳期母婴阻断项目提供免费奶粉。“她婆婆总问为什么，我只好骗她‘孕妇出血太多不适合’。”按规定，她丈夫应接受HIV检测，但他怕受歧视死活不肯。原本对小孩和艾滋妈妈的跟踪检查，也因2004年这对夫妻出外打工放弃了。

　　很多人检测出来是阳性时，都立即叮嘱过团不要透露出去。而直到现在，每次去那个汉族寨子发放药品和随访，过团都要遭到白眼甚至吵骂。“即使这样，你也得去，这是你的工作。”

　　过团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在艾滋病感染者中推广使用安全套。她想了一个办法，通过僧侣的帮助把一些村民集中在佛塔下，然后详细讲述使用方法。“傣族人信奉小乘佛教，这样能让村民更重视。”过团说，“可许多老人当场就骂我‘亵渎神灵’，我只能苦口婆心地讲使用的好处。”

　　“村寨一些傣族姑娘谈恋爱，也不管对方是否染病，结果结婚后双方都感染了，生的小孩也可能感染。”过团为此没少花心思，却被说成“多管闲事，破坏婚姻”。“可这是防治艾滋病最起码的知识啊！”过团有些激动。

　　村医过团的悲与喜

　　“最怕去一个叫棒蚌的寨子，那里艾滋病家庭的寡妇非常多，有个组竟有30多个，屋子连成一排，让人见了就想哭。”

　　村里艾滋病最严重的寨子是贺肥。全寨700多人，吸毒的占80%，有记录的艾滋病人有35个，大部分是青壮年。2004年一年就发病死了10个。“男人死了，家就毁了，最不忍心看艾滋孤儿的眼睛。最怕去一个叫棒蚌的寨子，那里艾滋病家庭的寡妇非常多，有个组竟有30多个，屋子连成一排，让人见了就想哭。”然而，每年她都得为几个病人送终。

　　对于病危艾滋病人的发病情况，过团都会详细记录，每一次经历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痛。“作为医生，最无奈的莫过于看到病人病危而无能为力。艾滋病人生命垂危时全身溃烂，惨不忍睹。”

　　为艾滋病人治病时，过团也曾碰到危险。“去年给一位艾滋病人输液，他的针头把我的手弄出血了。遇到这样的职业暴露，很多村医都不会正确处理，上次参加培训时，只有我一个人答对。”

　　过团最自豪的是，2003年9月10日，在她的协助下，姐勒村新平寨成功诞生了德宏州首例母婴阻断的婴儿。好消息在2005年3月确定，因为母婴阻断婴儿要18个月后才能确诊有无感染。这个成功病例对德宏州乃至云南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意味着医护人员有能力控制艾滋病母婴传播，艾滋妈妈可以生出健康娃。

　　“我不过是个农民医生，对艾滋病人的照顾是分内事。虽然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我从不后悔。”过团说，每当自己看到病人渐渐好起来，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见到病人的笑脸，就会很满足。“有个卖菜的艾滋病人在接受帮助后病情好转了，每次他卖菜经过我家时，都会送上一条鱼或几个鸡蛋，那份心意真的让我感动。”

　　采访结束时，过团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德宏州艾滋病防治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证书里还夹着200元奖金。这是今年3月由云南省卫生厅和德宏州卫生局联合颁发的。“那天领奖的都是防艾专家、大

　　本报特派记者 蒋 伟/文 伏志勇/图 发自云南瑞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