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拆违改造浙江村原址拟建新楼

　　■关注焦点

　　北京“浙江村”的发源地之一———丰台时村的4万平方米违章建设被拆除。至此，京城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浙江村，因其建筑的违章而拆除殆尽。

　　对于这一变化，当地村民喜忧参半：租金没了，但生活平静了。

　　而对于已经习惯了在这处生活的浙江商人而言，浙江村是他们的发源地，有着特殊的意义。一部分人永远离开，一部分人却希望能尽早回来。

示意图

　　■定义

　　所谓“浙江村”，是指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外地人，陆续来到丰台区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租住当地居民和农民房屋，在京城经商，从而形成较固定的活动区域。

　　聚居在“浙江村”的外地人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种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在北京做服装生意或者其他轻工业生意的经营者；一种是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民工；还有一种是没有职业的游民。 （摘自南苑乡政府199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

被拆除前的“浙江村”，这些都是违章建筑。

5月12日，一工人在时村2队“浙江村”搬运布料。5月11日，这里被南苑乡有关部门拆除。本报记者倪华初摄

　　6月11日傍晚，太阳西斜。

　　丰台区南苑乡时村二队村民雪儿妈站在自家门前，两条宠物狗在嬉戏。在她身后一道残破的墙后，便是曾经人潮涌动的“浙江村”。如今，这里成了一片废墟。

　　5月11日上午，南苑乡政府、公安、城管、工商等多部门联动，300余人将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块浙江村残留地———时村二队大院拆除。

　　这片占地60亩的4万平方米违法建设，位于大红门东路东侧，光彩路慧时家园西侧，北面是光彩体育馆。自上世纪80年代末便陆续成形，最终因“违法建筑”之名，在20多年后被全部拆除。

　　据南苑乡政府资料显示，这次拆除的时村二队违法建设，是上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浙江村”起源地之一，居住这里的流动人口达3000多人。

　　“拆了好，这里可比以前安静多了。”话说到这里，雪儿妈瞅着这片废墟又叹了口气，“拆了后我每年少拿上万块啊。”

　　10万浙江人聚集成村

　　4月底，拆迁10多天前，拆违通知已经贴到了“浙江村”的墙上。

　　“拆好还是不拆好？”从这时起，这个问题便成了村民们讨论的热门，大家的心里头都充满了矛盾。

　　村民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这片“浙江村”还是一片庄稼地，当地的农民都是靠地为生。随着附近大红门、木樨园等地市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来到村里，他们租了村民的房间住人或做仓库。到90年代，有浙江温州人开始在这片庄稼地里搭起了小棚子，一个自发的自由市场形成了。

　　雪儿妈回忆，那时候的自由市场充斥着外地人，有卖菜的、卖小玩意儿的，卖吃的，“什么都有得卖”，去那里买东西的也是外地人居多。但到了晚上，人们离开后，市场里留下来的则是一堆堆发臭的垃圾。

　　大约在1995年，当地政府对这里整治了一次，拆掉了所有的棚子，但没过多久，不光有棚子重新建起，还有村民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二层的房子，租给了浙江生意人。于是，这一大片土地上全部成了出租房屋。

　　据南苑乡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南苑乡整个“浙江村”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初第一批浙江人陆续来到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租住房屋经商，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1994年10月的统计显示，该地有外地常住及流动人口11万人，而当地农民仅有1.4万余人。

　　南苑乡政府工作人员说，“浙江村”的形成，除了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外，与当地居民和农民为了增加收入而竞相出租房屋有关。据调查，仅五个村5608农民户，就出租房屋1.1万多间。

　　昔日“脏乱差”

　　“没安全感，太乱。”说到“浙江村”的治安问题时，雪儿妈一直强调着“拆了好，拆了安全”。

　　“贩毒的，打架的，做什么的都有。”雪儿妈说，因为治安太乱，大白天的她都不敢离开家门，就怕人走了，家里值钱的被偷空了。

　　到了晚上，小作坊里的人开始开灯干活。尤其是夏天天热，她也不能开着窗户睡觉，窗外砸酒瓶子声，打架的嚷嚷声不绝于耳。

　　除了治安受影响，“浙江村”的环境问题也让村民们头疼。雪儿妈指着马路对面离家不远的公厕说，“浙江村”

　　拆了以后，公厕的门口总算是干净了，以前脏得村民们都不敢到那里上厕所。

　　南苑乡宣传工作人员介绍，“浙江村”最乱的时候是1994年和1995年。“当时的脏乱简直触目惊心！”这位女工作人员说，为了调研拍照片，领导特意为她配了一双雨靴，因为那时的浙江村到处都流着齐脚脖的脏水，没有雨鞋，进都进不去。

　　一年少收万把块

　　尽管在数落着“浙江村”的种种不是，但当雪儿从屋子里出来，提了句“拆了后什么分红都没有了”时，雪儿妈有点气不打一处来，“这么多违章建筑，为什么就拆我们的。”

　　“浙江村”的拆迁，让她一家一年少了一万余元的收入。

　　雪儿妈说，拆迁前，每年浙江村的租金都归二队，等到年底，队里会按照每位村民的工分进行分红。“我岁数大，年底了能拿个万把块钱吧，女儿小（19岁），才几千块，丈夫不是本村人，没有分红。”

　　时村二队办公室的马先生算了一笔账：没拆除之前，二队的主要收入来自这片“浙江村”的租金，一年大概有三百万元，上交给时村村委会（大队）后，除去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等费用，返还二队支配的实际收益是一百万元左右，二队有村民约150人，工分高的村民年底分红时能拿到1万元左右。

　　但由于二队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这次拆除违规建筑后，土地收益不再和二队挂钩，“那是大队和开发商之间的事了，我们插不上。”

　　记者从南苑乡政府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由于这次拆除的是村里的违章建筑，村民将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老住客的不同记忆

　　4月底，拆迁通告贴出来后，“浙江村”里的商户开始陆续撤出。在通告中规定的15天自行拆除期限里，14个大院有7家提前自拆。在强拆之前，有50%的住户已经搬走。

　　原来租给浙江人房子的村民孙大娘说，很多浙江人走时都没有留地址，很多信无法转过去。

　　在时村住了8年的林老板一家，之前和几户浙江人住在一起，共同租了一个小楼和院子。楼用来住，院子里的仓库用来当库房。他说，曾经居住在浙江村的老乡们，现在散到了各处。“搬到哪里的都有，大红门的，石榴园的更远的都跑到大兴去了”。

　　林老板很舍不得时村，一直在询问记者时村拆了之后还会不会再建正规的房子，“我们还可以再回来住”。对他来说，浙江村是他们的发源地，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里很多大院都是我们浙江人自己盖的。”

　　而对于在京都轻纺城做生意的张老板而言，时村的生活成了一个他不太想提起的回忆。他来北京12年了，四五年前买了楼房搬离了浙江村，他说，“为什么我们做买卖的人住的地方就不能干净点，有绿地，看着舒服呢？”

　　他希望政府能够在拆了的地方建一些正规的房子，再租给他们。

　　旧村明日变楼房

　　浙江村被全部拆迁后，将面临新的改建问题。据乡政府工作人员说，旧村改造，“农民居民就地上楼”，是铲除“浙江村”私搭乱建、出租房屋惟一的办法。

　　从90年代末至今，区、乡政府对“浙江村”的旧村改造从未停止过。1997年，乡政府首次对当时时村下辖的邓村进行了一期改造，拆除违章建筑十多万平方米；2000年进行时村二期改造，两年后完成了旧村改造一期和二期30万平方米工程的改造项目，建成“慧时家园”小区。

　　这次拆除违章建筑后的4万平方米，将按照此标准进行三期改造。届时将有果园小区、东罗园小区及时村小区、石榴庄小区、大红门小区4个住宅小区，在5个旧村宅基地改造的基础上建设，每个小区中可以分开建设若干公寓式住宅，符合条件的外地人可以登记租用。

　　南苑乡党委书记陈重才介绍，乡政府总的设想是，逐步把大红门路地段建设成以经营服装业为主兼营其他各业的大型商贸中心，把“浙江村”所处地区建设成多功能的商住小区。

　　“我从小在这长大，不想离开这。”雪儿妈说，这片土地是生她养她的地方，对这里有特别的感情。她希望今后能住进像周围的小区一样漂亮的房子里，过上安全宁静的生活，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王卡拉 李毅哲 张寒 实习生奥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