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回归宽严有度，根治科研弊端

　　□李隼

　　日前，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在中科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指出，我国学术界人才成长的环境宽严失当，到了比较浮躁、比较肤浅、比较浮夸的程度。（6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科研学术界近年来饱受诟病，其社会声誉呈显著下降趋势，不仅媒体穷追猛打学术歪风，民众也开始对“科学家”、“学者”的光环渐渐地失去了一贯尊崇的热情与宽容的耐心。而根据最新调查显示，77.39％的院士对我国学术界目前的科研道德状况给予了“非常严峻”和“比较严峻”的评价，可见，学术软环境的担忧在科技界内部也已引起普遍的共鸣。

　　这样想来，郭传杰的批评似乎并没有太多新意。然而，作为一个著名学府与国家科学院的主要领导，一个副部级的科研管理高官，也开始直视学术界恶劣的人才成长环境，并毫不客气地给予定性，它的意义恐怕不仅限于科学界自发的道德呼吁与精神救赎。郭书记看到了令人忧虑的现象，并且，他还看到了本质，看到了根源———宽严失当！他的批评对象无疑指向了科研管理制度。他说：“该宽的地方不宽，该严的地方不严。”联系现实来考察，此言不虚。

　　什么是不该严的呢？就是不符合科研规律的浮夸、冒进的管理思想，在这种管理思想指导下的科研管理制度，自然要搞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科研目标定位。在科研上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不是靠数量统计堆砌起来的，也不是靠硬性规定就可以逼出来的，科研的核心在于创新，只要简单思考一下“大量重复的低水平的数量科研到底对科技发展有多少决定性贡献”这个问题，那种一味求多不求好的科研统计主义的盛行就失去了理论基础。而这种教条的、生硬的、甚至“形而上学”的科研管理，实际上正是当前科研道德每况愈下，学术腐败悄然成风的一个根本的制度原因。这种制度的重要特征，表现在不正常的严格的数量要求上，这种要求与学术自由的庇护以及必须的学术耐心是格格不入的。它根本不能容忍一个科学家的安静与幽闭，不能容忍他几年内拿不出像样的成果来。据介绍，前不久破解了庞加莱猜想的数学家朱熹平教授，在转入相关研究领域之后的5年间，竟然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他取得的成果，与其所在的中山大学的宽容是分不开的，遗憾的是，他的成功之路，却不具有普遍性。

　　对数量要求的严格，对科研成果的急迫心理，与流于形式的科研跟踪管理，又是相联系的。当下的情况，突出表现在经费使用的随意性，以及项目申报、课题鉴定等后续管理的去监督化上。为了严格追求科研成果数量，自然就要降低成果的门槛，就要降低对成果的质量要求，就要放松学术规范和科研伦理要求，这里面的逻辑也是贯通的。

　　对科研管理制度的反思，郭传杰用“宽严失当”来加深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然而，还有一种宽严失当却不能仅仅指望依靠科研制度改进来加以纠治了。在中国的学术界，越来越小圈子化，山头主义严重。小圈子奉行的是外紧内松，只要进了这个小圈子，就万事大吉，拿项目、评奖，都一路绿灯，但这个圈子对于“外人”来说，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上文提到的朱熹平与南京大学的程崇庆，虽然被有中美两国院士身份的丘成桐教授等著名数学家评价为中国的顶尖学者，在国内却始终处于被刻意地边缘化的状态下，总是被主流学术圈拒之门外。这种宽严失当，危害性更加令人忧虑。

　　宽松的学术环境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务实的科研管理与严格的学术规范，让科研环境回归宽严有度，是治理目前诸多科研发展弊端的基本途径。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