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深看：“公安蛋”的隐退与舆论监督的胜利

　　□王琳

　　6月9日，重庆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刘琨称，该局“公安警务车辆百日专项整治行动”正式开展，“渝0”车辆号牌将全部转为地方号牌，不给予任何特殊标记，凡是执行警务的车辆必须是涂装的制式警车。据悉，重庆市对当地党政官员用车及其他特殊车辆也将随后进行整治。（6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

　　被俗称为“公安蛋”的特殊号牌的取消，并非自重庆始，也不会在重庆终。尽管象征着特权的“公安蛋”的隐退，并不代表特权本身的隐退，但至少在表面上，警方承认了本部门的非警用车与普通的公、私车辆并无区别。应当说，这样的认知是一个好的趋势。

　　然而又应注意，“渝0”或之前“×O”的隐退，均由当地公安机关自我推行，这看似彰显了勇于自我约束的大度，实则仍依赖于手持权柄者的自知自觉。我们担心的是，如果这些公权力部门不自觉又该如何？不同的省市在“公安蛋”的退出时间表上互不一致，恰好说明各地对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仍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却没有一项制度可以从外部来约束那些“公安蛋”还未退出的地方，也尽早“遵照执行”。

　　另一个同样的疑惑在于，制度的改变是基于权力人的自觉，而非依据作为他律机制的法，那么，我们又如何保证这些特殊的权力不走回老路，或以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代替原本“×O”所蕴涵的功能？

　　我们知道，权力具有天然扩张的趋势。“×O”的隐退对于其代表的权力而言，确系一种权力的自我退让，这与权力的扩张天性不相吻合。若以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这一现象，我们则可得出这样的判断：特殊号牌的隐退表面看似自我限权，实则是为民意和大势所趋。这种权力的退让仍然是被动的。而在这种种趋动力中，舆论监督成为迫使特殊号牌隐退的最大功臣。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透过媒体知悉了不少有关“公安蛋”闯祸的事件。尽管这些有着显著标志的车辆在招摇过市时，很是风光，而且特殊号牌也的确给车内的“特权人物”带来了不少的方便———这种方便的直接表现就是一般违法行为不被追究，比如随意闯红灯，压黄线、逆行、在该缴费的场所免缴费等等。但正因为号牌特殊，这些车辆也往往成为公众关注和舆论监督的重点。某市电视台就曾守候在本地的豪华酒楼拍摄前来赴宴的“公安蛋”以及“行政号牌”车辆，然后予以公开曝光，弄得这些车的所有者和驾驶者都很是不爽。

　　在“舆论监督”也被认可为“主旋律”的今天，开一辆特殊号牌的车，确实不那么“方便”，也不那么“安全”了。这显眼的“公安蛋”甚至成了“麻烦”。把“麻烦”扔掉，同时又顺应了民意，并可藉此事件而极大地获取社会和公众的美誉度，公安机关何不乐而为之呢？

　　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更需关注在“公安蛋”的隐退之后，这些特殊号牌所蕴含的特权是否也随之而消退。如果将特殊号牌的隐退视为舆论监督的一项胜利，那么就不要忘记，监督的最终胜利，指向的仍是那些特权的消失而非那些号码的消失———只要特权存在一天，监督就没有停歇的一天。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