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与民间的思辨——粤湘滇文化考察启示录·之二

　　本报记者刘川郑慧深圳试水。以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载入史册的深圳，三年前再次天降大任。这回，深圳入列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9个综合性试点省市。

　　这标志着，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党的十六大明确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由思路转化为具体实践。

　　文化体制改革，实质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而政府的深度共识，从来没有如此不可或缺地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坚实后盾。

　　职能转换：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必然到达深圳，适逢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帷幕甫垂。楼宇鳞次栉比的街头，巨幅公益广告写着：中国概念，中国创造。这是第二届深圳文博会的宣传口号。深圳以两年一次的频率成功举办了两届“文博会”，一个曾经的“文化沙漠”，如今正在为中国打造文化产业的展示、交易和信息平台，正在奠定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展会的基石。深圳“文博会”，无疑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朵初绽的报春花。

　　然而，仅仅在三年前，深圳的文化体制改革试水，经历过一场艰苦的思辨。

　　如何实现政府职能从以办文化为主逐步向以管文化为主转变，从以管理直属单位为主逐步向管理全社会文化转变，从以行政手段为主逐步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转变，确是一道十分复杂难解的课题，没有现成答案。

　　不过，深圳毕竟是深圳，它以“催生”高楼的速度“催生”解题思路。深圳经过深思熟虑的决断是：政府该负责的，绝不推向社会；能由社会运作的，政府坚决退出。一题一式，一题一解。深圳对歌舞团、粤剧团、交响乐团等三个市属专业文艺团体，以“一团一策”的改革方案，按三种不同模式进行改造。同时组建深圳报业、广电、发行三大文化集团，重塑市场主体，这被评价为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先行一步”。

　　与深圳相比，云南丽江的文化体制改革同样经历了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

　　丽江是破格列入9个试点省市中惟一的地级城市，丽江市民族歌舞团、电影公司、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木府博物院等经营性事业单位彻底改制，依照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出了真正意义上规范的文化市场主体———文化企业，结束了事业、企业不分的状况。正如丽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闫文敏所介绍的那样：古老、丰富而又封闭的丽江文化资源，正在发生一场从未有过的深层变革。

　　种瓜得瓜：朴素的投入产出因果公式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业，投入规模的扩大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数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财富推动，文化生产几乎举步维艰。

　　作为一个文化的后发城市，深圳痛定思痛地意识到文化对城市发展、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深刻影响，必须对城市文化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加大投入，推进建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建市之初，深圳人就勒紧裤腰带“挤”出19亿元，建设了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科学馆等八大文化设施；“十五”期间，深圳市再投入60亿元，先后建成音乐厅、图书馆、书城、关山月美术馆、国际会展中心等一批文化设施。进入“十一五”，深圳市政府提出文化事业基础建设将达到13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将占ＧＤＰ的10％。

　　其中投资达14．5亿元的深圳歌剧院、投资近5亿元的文学艺术中心以及现代艺术中心、文博大厦等都将从蓝图变为人们切实的文化享受。

　　历史古城长沙的橘子洲头和湘江风物无疑蕴涵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情结。近年来，长沙以政府统一兴建、宣传文化单位接手使用的方式，相继建成了滨江音乐厅、长沙博物馆、图书馆、田汉大剧院、电影城、长沙报业中心、长沙出版物交易中心、长沙简牍博物馆等一批重要文化设施，而群众艺术馆、文学艺术创作中心、社科活动中心及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构成的“一馆三中心”开启了文化设施建设的“钥匙工程”。“十一五”期间，长沙还将投入15亿元建成新图书馆、新博物馆和新音乐厅等“两馆一厅”，文化已经成为长沙的标志，成为长沙人的自豪。

　　被苏黎世市长称之为“不需要喂养的动物园”的昆明袁小岑艺术园让人印象深刻，2300万元的投资，时尚简约的风格设计，展出至今健在的92岁高龄的雕塑家、画家袁小岑的13组雕塑43件美术作品，成为昆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一个缩影，使春城的形象得以饱满。

　　投入与产出，在经济运行中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白，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勇于探索的城市同样悟出了种瓜得瓜的朴素道理。

　　民间力量：文化产业稳健发展的生力军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岭南古邑东莞的五星级宾馆已有14家，四星级22家，三星级27家，全市宾馆酒店900家之众，无一例外均为民营资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多种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借鉴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东莞尝试扭转文化领域政府单一投入的模式，动用民间力量和社会资源，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主办的文化发展格局，从而成为政府投入的一种延续和生长。东莞把博物馆建设分成四个类型，除传统意义的综合型博物馆由各级政府投资外，产业类的博物馆（如陶瓷、汽车、家具、服装等）由企业投资兴办；艺术收藏类的博物馆（如钱币、书画、古玩等）由民间投资兴办；消费休闲类的博物馆，更是放开由社会资本投资兴办和经营。“十一五”期间，东莞要让每个镇都有两三家博物馆。

　　长沙田汉大剧院也是一个引入民间资本后起死回生的成功范例。这个1999年财政投资建成的演出场所，经营之初沿袭陈旧的管理体制，观众寥寥，连年亏损。后来在民间资本的引进之下将剧院歌舞厅装饰一新，用舞台演出的形式，结合时尚、精彩、流行的中外演出节目和灯光、服装、道具、音响，天天演出“星光灿烂歌舞晚会”。自2002年6月开业以来，每天不断，1400座的大剧场，保持日均95％以上的上座率，月经营收入300万元左右。目前，长沙的歌厅、演艺厅、酒吧、茶吧、特色吧、休闲屋、游戏室有2500多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2005年，长沙这个诞生“超女”的地方，文化娱乐业的总收入已过50亿元。

　　记者在昆明与一本叫做《人文云南，魅力之疆》的杂志不期而遇。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的一段话让人豁然开朗，这位曾经力排众议让民营院团剧目《云南映象》“免于审查”直接上演的作家官员认为，项目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基础的载体，在此基础上，政府仅投入少数的启动资金引导、筛选、策划、分析，借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投资商包装运作。政府的引导投入之后，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投资方面，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市场，创造一个平等竞争、宽松的政策环境。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挑战与回应，是一个民族文明擎升的主要杠杆。”21世纪是从经济高温转向文化高热的时代，只有以公共文化资源催生民间活力，用市场去激活文化资源，才有可能最终实现民族主流文化的传承与再生。面对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惟有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