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就业者蜂拥珠三角大学生成"南漂"族

　　30万就业者蜂拥珠三角：

　　大学生成“南漂”一族

　　任应华赶上了三次大潮：出生的1980年，是中国婴儿潮的尾巴；2000年考上中国地质大学，正是扩招潮之初；而当他毕业的2004年，已经直面残酷的大学生就业潮了。

　　2004年3月开始，他辗转于武汉、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佛山，开始了长达800天的求职生涯，成了“南漂”在珠三角的大学生找工族。

　　大学生“南漂”珠三角800天

　　记者采访任应华的目的，不仅为还原其踏足社会的800个日夜，更想探索在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的今天，他们面临的真实状况，他们的困惑，他们总结出的朴素经验。

　　任应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务农。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他是一家人的荣耀，也寄托了一家人的期望。

　　“兄弟姐妹，包括爸爸妈妈，我是花家里钱最多的。”穿着一件明显偏大的白衬衣，晒得黑黑的任应华看上去要比他的年龄来得成熟。“四年大学花了四万。”

　　2004年7月，当任应华毕业的时候，他就面对了失业，带着父母兄弟凑的两千块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广东和华东，这是当年任应华班31个经济学学生的主要方向，也几乎是全国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目的地。南方人才市场是任应华最常去的地方，和所有毕业生一样他投简历、网上注册简历、参加招聘会。

　　服装厂里当“储备干部”

　　找工的困难出乎任应华的想象，他还遇到了很多骗子。第一次是在东莞，骗子用的是最常见的一招：工作人员称自己的手机没电了，用他的打一下，他就借了，然后人家拿了手机就跑了。第二次是人才市场旁的中介，称交200块钱保证找到工作，他交了200元，最后发现工作就是在马路上用骗术推销化妆品，先称送你，最后非要你买那种。第三次则是传销，一个校友找到他，称卖东西每个月可以赚五六千元，还带了上级来给他上课。他马上意识到是传销，抽身而走。

　　回老家过完年后，他又来到广州开始新一轮找工。运气似乎越来越差，口袋里的钱快见底了。他去了番禺一家“招储备干部”的服装厂。工厂共招了8名“储备干部”。进了厂，他才知道，所谓的储备干部就是质检员，检查外包的服装领子有没有对齐、商标有没有贴歪。

　　每天站着工作11个小时，一个星期至少有一天通宵，十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内。一个月，任应华已深深体味到珠三角民工们的生存状态。离开成了他唯一的念头。

　　服装厂给了任应华500块钱，除掉300块的伙食费，再加上生活用品的一些开销，从厂里出来的任应华基本上口袋空空。

　　生存是残酷的，“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吃包子，最便宜的两块钱六个包子，吃得都想吐。”再后来，他身上一点钱都没了，饿了半天，想到上火炉山找野菜。

　　火炉山上挖野菜充饥

　　“小时候，姐姐们会经常去挖野菜，拌上点猪油带着一股清香。”任应华说，“想到这里就生出了力气，上火炉山找野菜，但好像广州的野菜长得和湖北的不一样。后来看到一块荒地上长着一些野菜，样子像生菜。一阵狂喜，拔出来，在电饭锅里一煮，一尝真是苦，一下子就吐了出来。难吃的涩味，恐怕一生都难以忘怀！”任应华苦笑着。

　　“没有向父母要钱吗？”记者问。

　　“要过3次，每次两三百块钱，打电话回家的时候都开不了口。”

　　“那一段，我和一个同学就不断地想怎么可以创点小业啊，有一次还想到卖泉水给茶庄，火炉山有很多山泉，附近的居民都去取，就想着把这些山泉取来卖给一些茶庄，四处联系茶庄，最终也没有搞成。”

　　这样耗钱的日子似乎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头。电话里妈妈的声音总是会让任应华有流泪的冲动，妈妈说：“不行就回来吧，在家里找找。”母亲担心独自在外的儿子走上邪路。

　　2005年7月已是求职的淡季，任应华终于踏上了回乡的列车。

　　不能再“啃老”重返深圳

　　荆门在湖北的地市来说经济不算差，掇刀在成为开发区后，居民的月人均收入差不多有800元。但任应华发现困难似乎同样多：“越是在内地的城市，越讲究关系，我们家没什么关系，要找像样的工作基本不可能。”爸爸妈妈四处去托人，但穷人家又能托到什么关系，任应华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

　　60岁的父亲在瓷砖厂里做搬运工，母亲主要打小工。看着爸爸妈妈那么辛苦换来的血汗钱，任应华的自责越来越深，“不能再啃家里的钱了。”

　　2006年2月，过完春节，任应华又踏上找工之路。5月28日上午，深圳一座大厦内，任应华正在量一身工作服的尺寸。深圳人事研究学会，这是他来深圳3个月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他刚刚上班一个星期。他的底薪是1300元，根据拉到的入会会员的数量来提成。

　　在深圳这个高消费型的都市中，他目前的收入只能以微薄来形容。他和3个老乡一起租了个单间，每个月付300元房租。任应华说，“慢慢来，先积累点人际关系吧。”

　　他说，“我还有理想，但我首先要生存下去。”至于过去一年里一直和他一起在广州找工作的高中同学，任应华现在已经无法联系上了。“估计他还在继续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邱敏严利《广州日报》

　　专家视点

　　“提倡大学生应当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说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樊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大学生在就业上为自己想得过多，为祖国想得较少。“如果一个学生是从农村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回到农村，那是不敢想象的。”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当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个人和家庭是不需要缴纳过多学费。现在上大学成本不低。高成本必然带来高期许，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由此，我们可能给出一种假设，如果大学生培养成本不是像现在这样畸高，那么大学生就业问题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令人关注。当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希望大学生改变心态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之时，我们的高校教育却并没有以一种普通的方式来培养他们。这种普通的方式，应当理解为一种廉价的、在经济上人人可及的方式。”

　　大学生，不应该再自诩为社会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就业。这是今年5月初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的一个官方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