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采血浆站屡屡违规 转制遭遇难题

　　转制遭遇难题

　　针对类似贵州这样、在全国各单采血浆站也屡禁不止的违规事件，2006年4月，卫生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转制方案》)。

　　《转制方案》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将与单采血浆站脱钩，不再设置单采血浆站；原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单采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在2006年12月31日前不能完成转制或没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收购的单采血浆站，将被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

　　卫生部官员表示，此举是为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督、管理体制，适应行政部门职能转变的要求，即理清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按照《转制方案》的要求，血浆站与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对于今后由非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一经查实，将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此次转制，企业收购单采血浆站应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但是在贵州省内，不少业内人员表示，对于“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免疫任务的国有独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原则上对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的国有独资单采血浆站，采取整体资产无偿划转的形式接收”不太能接受。

　　一位名血浆站工作人员说：“提供血浆的地区本身就意味着经济贫困和落后，当时建设起血浆站非常不容易，许多都还欠着贷款，现在无偿划转是没有道理的，说直接点，这样的方式是‘让穷人支援富人’。”

　　而《转制方案》提出“其他所有制形式单采血浆站的资产处置，采取有偿转让形式，将单采血浆站整体资产(含无形资产)评估，并以资产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转让价格的依据，向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有偿转让”，同样没有获得广泛支持。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我们的血浆站以前都是各种县医院、县中医院办的，后来统一归卫生局直接管理，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每一个单采血浆站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均获得贵州省卫生厅核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专门从事单采血浆活动。如果这次转制要把血浆站变成纯粹的企业，我们肯定不愿意成为企业职工。”

　　该站长表示，他们以前都是从各种医院和卫生部门调动来的，如果一定要转制，他们肯定会要求回原单位，保持国有公职人员身份，同时他认为这样的转制办法会出现许多混乱，甚至影响生产安全。

　　他强调：“已经有人在担心贵州会不会在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下一个河南。采血浆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工作，完全交给企业去操作不一定就是好事情。现在卫生部门的直接责任被卸下了，但是由企业经营的社会风险却增大了，因为以后血浆站就完全成为企业采集原料的车间，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血浆站这样的特殊部门应该继续由国家正规的卫生部门来负责才会更安全。”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县卫生局局长也表示：“卫生部下发的《转制方案》太空，根本没有办法执行，我们一直在等贵州省政府的实施细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稳定职工队伍思想，避免在转制过程中出现错误。”对于此次转制方案的利弊权衡，卫生局长表示“事情太复杂，不好随便评价”。

　　贵州省卫生厅及相关部门在2005年5月初已经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讨论，表示会尽快进行此项转制工作，但是有关官员也觉得“问题和困难太多，特别是人员安置和生产安全问题，所以不敢轻易动作”。

　　贵州省内多家血制品生产厂家和省外厂家办事处已经闻风而动，不断去各地区进行调研和会谈。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人员表示：“最近公司的负责人一直在到处跑，但是所有改革的最终结果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驻贵阳市一名血制品生产公司经理则表示：“我们对于这样的转制工作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血浆站是我们唯一的原料来源，是我们企业存亡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不彻底的市场化

　　在贵州省的各个县城里，“献浆者”们基本上被甄别成特殊人群。长顺县一名卫生人员说：“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吃饭找最便宜的，坐车选价最低的，睡觉要钱最少的床位……人们歧视他们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的贫困和可怜不全是自己的责任。”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不要说‘献浆者’被歧视，就连血站的医务人员都在社会上遭非受议，一些人甚至暗地里称我们为‘吸血鬼’，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就连我的同学和朋友也很难理解我的工作，他们几乎不清楚血浆站的设置也是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

　　这名站长表示自己以前是县医院负责检验工作的医生，是因为“国家需要、工作需要”才调到血浆站，“很多次我都差点就要求调走，或者调回原单位”。她说：“其实我们血浆站得到的利润非常少，要说赚钱是后面环节的各种血液中心、生产企业和销售部门甚至医院，除非别有用心，否则只要是正常运转的血浆站不可能发财。”

　　贵阳市的一名医生说：“歧视和排斥是无知的表现。在具体的临床治疗过程中，由这些血浆加工出来的药物早已广泛使用，特别像‘人血丙种球蛋白’和‘人血白蛋白’等药物，可以说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药，目前基本上没有替代品，也就是说没有这些药物将有许多人加剧病情或死亡。”

　　他举例说，中国是乙肝的高发区，控制乙肝流行一直是重点防疫工作之一，全国约有5000万HBsAg阳性的女性，单就阻断母婴垂直传播来讲，理论上就约需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50~70亿单位。在无法找到替代品的情况下，对“血浆经济”现象无论个人和社会都应该有一种客观看待的心态，而不能一味将其视为丑陋或负面情况。

　　但他转而强调：“事实上贵州省现在每次给献浆者85元实在太少了，我认为每次给1000元也不算多，因为除了他们身体的损耗因素外，血浆站、血制品企业以及各种销售和医疗机构都获利很大，要知道血制品除了采集原料方式特殊，其他的环节与别的药物在销售等环节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出现腐败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另一名血浆站站长也表示：“我也认为85元太低了，应该多给一点，但是国家把这项工作强调为一种自愿捐献行为，所以85元并不是‘卖血费’，而是营养费。除非政府愿意像国外一样将其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那样血浆价格将可以随行就市合理波动，但是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似乎很难实现。”

　　据了解，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全部免费，但无偿使用血浆的成本很高；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贵州省一名医生认为：“面对目前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最佳的解决办法是能够动员人们自愿献血浆，不索取任何报酬的方式来完成，然后个人在以后使用相关药品时拥有许多优惠条件，这样就和无偿献血的政策差不多；或者作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出面控制好血制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在让企业获得合理利润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降低药价，这样才能把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体现出来。”

　　同时他也提醒，从目前全国无偿献血的情况来看，只能保持在需求量的60%左右，其余还是必须依靠市场买卖行为来完成，所以他对完全依赖自愿无偿献血浆的效果并不看好。

　　而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新出台的《转制方案》规定，原由政府卫生部门设置的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显然已经认可了“血浆经济”从原料采购到最终产成品销售的市场运作模式，血浆站名正言顺地成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原料“车间”，那么，为什么原料价格却能够被人为压低呢？

　　在血液制品生产这个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里，《转制方案》的积极意义无疑在于可以让企业更方便地获得原料、让政府部门更透明地监管，而权力获利的方式，被更深地隐蔽在对原材料价格的垄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