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安全八年请调三次—一位副市长内心的苦恼

　　6月15日，安全生产万里行采访团来到西南某市。在例行的汇报会之后，一名副市长向记者述说了他主管全市安全工作八年，却三次请求调整分工的经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接受本报的独家采访时，这位副市长道出了他的苦恼（他要求隐去他的名字）。

　　“作为主管安全的副市长，辛苦是没有价钱可讲的。在主管安全的八年里，只要听说本市哪里有险情，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指挥抢险，安排抢救，这是职责所致，我也愿意为几百万父老乡亲服务，对于这一点我毫无怨言！”副市长满含感情。“但是，行政八年，也确实感到主管安全工作政治风险太高，有一种每天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名副市长点上了一支烟。

　　他所在的城市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三江交汇、大小河流纵横交错。该市有2000多家化工企业，600多家非煤矿山，停产整顿关停压产后，还有278家煤矿企业，其中271个是小煤矿，164个是高瓦斯煤矿，煤矿数量、煤炭数量、瓦斯突出程度居全省之首———“在这样一个城市主管工业、主管安全，我能不如履薄冰吗？”

　　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对于记者的这个问题，该副市长不加思索道：“三大难题！”他扳着手指向记者一一道来：

　　第一，权力小、责任大。作为主管安全的领导，大都不管钱、不管人。比如在安排工作时，发现限期整改的安全隐患，但一纸通知发下后，却因为资金不落实，整改难以到位，至使有些安全隐患不能有效解决。在每年对安全生产的奖励中，市区县都存在惩多奖少，甚至有的区县奖励资金还不能完全落实。

　　“我省182个县、21个市，分管安全的县市长几乎没有进常委的，形成在市县党委会上，在安全问题上往往没有声音。在基层，一些领导也认为，主管安全的领导，既不管钱也不管人，更管不了‘帽子’，重视程度也就打了很大折扣。”

　　第二，就是煤炭生产与安全生产矛盾大。“我们这个市是产煤大市，煤炭资源占全省的53％，承担着两个城市的主要电厂供煤，同时，还要保证两市的工业用煤，每年煤产量1300万吨，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搞市场经济，但在电煤的供应、价格方面还要按照计划经济模式实施。在这一点上，电煤比市场价每吨低30—50元，很多私营煤老板不愿意卖给电厂，但政府为了保证电厂正常发电，只能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

　　“———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从安全生产的角度考虑，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窑必须关掉，但关掉了就意味着电煤计划无法完成。现在的情况是，在枯水期，为了保证全省电煤计划，保证人民用电需求，有些煤矿即使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还是要继续生产。鉴于我市煤矿的特殊性，即使达到了安全生产条件，要在目前彻底解决事故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市有164个高瓦斯矿井，占到全市煤矿总数的60.52％，尽管已经采取了种种防护措施，但要彻底解决瓦斯问题，必须是先抽后采，在目前情况下，我市不具备这个条件。”

　　谈到第三大难题，他吸了口烟，然后表情凝重地说：“主管安全政治风险太高。”

　　他说，按照国家有关精神，我省把安全工作考核作为政绩考核的头等地位，实行一票否决制。考核有四大指标：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伤残人数和经济损失。就是说，一个市或者一个县，各方面工作做得都好，但只要出了一次十人以上特大事故，省委、省政府对市、州的考核就一票否决，降低一个档次。

　　“作为一名当了八年的老副市长，如果因为自己工作没做好，而拉了全市工作的后腿，我觉得愧对市委市政府；如果因为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出了事故死了人，我会更觉得于心不忍，愧对人民群众呀。”他说。

　　这位副市长语态诚恳地对记者说，在主管工业和安全工作的八年里，尽管四大事故考核指标比任前有大幅下降，我觉得已经尽力了，但也感觉压力很大，时刻不敢松心。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我于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先后三次向政府党组要求调整分工，坚决要求不分管安全，但都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而作罢。”

　　结束采访时，他表示，尽管已提了三次未获批准，但有机会还要提。任何分管的工作都可以做，就是不愿再分管安全了。

　　“不过，我现在还是会尽心尽职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他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