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北京特困“老知青”

　　今年“两会”期间，濮存昕等7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针对老知青中无住房、无医保、无固定经济收入的特困群体现状发出了大声疾呼。日前，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的几名特困老知青——

　　吴丽春：老少三代6口蜗居小平房

　　距北京鼓楼约100米远的大经厂西巷6号小杂院里，57岁的六八届老知青吴丽春一家三代6口人，挤在一间仅13.9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

　　屋内家当一目了然：厨具、旧衣柜、大小两张床，方桌、三人长沙发、电冰箱等。

　　吴丽春解释道，双人床是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子的歇息点；三人沙发是自己30岁未嫁女儿的落脚处；单人床则是她老两口的栖身之地，“床太小了，晚上睡觉时得加两块木板子。”

　　吴丽春1966年从北京123中学毕业后，1968年插队到山西省榆次市农村，1971年被分配至榆次市第三百货商场当营业员。1997年退休，户口按政策迁回北京，每个月仅从原单位领取300多元的退休金。为了这笔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吴丽春每年还得自费回山西一趟，让原单位“验明正身”：看看是否还健在，别冒领。

　　去年，吴丽春的老伴从山西回北京后失业，没有了工资；女儿在山西技校毕业后，不好找工作；儿媳妇是农村户口；仅儿子从部队退伍后分配在环卫局修理垃圾车，每月挣回1500元钱。

　　“孙子小花钱多，全家人就得勒紧腰带。儿子上班连一块钱的车费都舍不得，经常去捡点旧报纸卖钱才坐车……房子太小，我想租个廉租房，有关部门却说知青不能享受。”吴丽春说着，伸出自己布满裂口、关节肿大、变形的双手让记者看，伤心地说：“没钱看病只好忍着，这都是插队时住窑洞睡潮湿的土炕落下的毛病。我为国家建设献出了青春，到晚年却是工资低、无住房、无医保……”

　　郭俊霞：守着病残的儿子艰难度日

　　1986年，在山西河曲县第二发电厂工作的北京知青郭俊霞离婚了，年仅4岁、眼睛有残疾的儿子判给了她。

　　2001年，从发电厂退休的郭俊霞随户口迁回北京。但茫茫人海里，已没有了她的立身之地。

　　“我在马路上不知徘徊了多少次，常问自己：户口回到北京又怎么样？当年，十六七岁的我响应党的号召，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承受了不可想象的痛苦……30多年过去了，两鬓斑白的我回到了北京却是难上加难：没有住房，工资低，孩子又因眼睛重残找不到工作……”

　　郭俊霞想租房子住，可她每月仅406元的退休金哪能安身立命？她只有去投奔老父亲，在东四八条68号大门过道西边，有一间给父亲落实政策的10平方米破旧小北房。因为房子太挤，前两年，征得父亲同意后，郭俊霞将父亲送进了养老院。这儿就成为她和儿子的栖身之地。

　　然而，就因为这样一间小小的斗室，却还导致了郭俊霞和其他四个生活同样拮据的弟妹反目成仇——他们不仅再不和她这个当大姐的来往了，就连在养老院中的父亲也不去探望。理由很简单：父亲既然把房子让给郭俊霞母子住，郭俊霞就得承担起赡养77岁老父亲的责任。

　　金宝贵:妻子摊煎饼到凌晨两三点

　　北京崇文区永外宝华里74号，住着1968年到山西插队的金宝贵。今年55岁的金宝贵家里三口人。妻子党萍是他在山西翼城化肥厂当工人时的工友。后因该厂破产，夫妻二人在山西一无住房，二无经济收入，只得投奔北京儿子户口所在地。回京后，一家人的惟一经济来源，是靠党萍在马路边出摊卖煎饼维持营生，一个月能卖六七百元。

　　“我交不起管理费，因此是无照经营，整天东躲西藏，被城管逮住了就得罚几百块钱。每天晚上，我站在小巷口的路灯下，摊煎饼摊到凌晨两三点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安安稳稳地卖煎饼。”

　　因为在马路边站了十几年，党萍双腿青筋凸起、麻木——患上了静脉炎；金宝贵又因为颈椎压迫神经，走路腿脚不好使。没有钱，没有医保，他俩谁也不敢去医院看病。又因没钱供孩子读书，独生子金志荣初二没上完就辍学在家。

　　金家狭小、破旧的小平房内只有一张双人床，记者忍不住问他们刚结婚不久的儿子、儿媳妇住在哪里？党萍用手一指门口违章搭建的只有70公分宽的一个狭长条小铺说：他俩睡这儿。

　　由于不堪生活重负，党萍比实际年龄明显苍老许多。 (《人民政协报》第44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