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就业高峰

　　——三次高峰应对措施各有侧重

　　与前两次就业高峰的主因——知青返城和国企改制相比，以产能过剩为主要原因的第三次就业高峰，问题更加多元和复杂。在解决方式上，也更加灵活多样。重塑就业观、鼓励

创业、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等等都是重要的解决之道。

　　第一次就业高峰

　　——返城知青以“国家安排”为主

　　随着前两次危机消化基本完毕，也造就了一群最有容忍力的就业人群，他们与第三次就业高峰中的年轻人命运相关相息。

　　“上世纪70年代，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惊心动魄’的回家——返城。1953年，全国中小学毕业生猛增到213．4万多人，大批毕业生无法升学，就业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先后有1700万知识青年加入上山下乡行列，数十万部队在新疆、黑龙江等地垦荒种，这是举世无双的壮举。”《知青返城浪潮起落纪实》如是描述。

　　但该书的笔触未能细节展现知青返城的就业苦况。

　　4月30日晚，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周女士家中，今年54岁的周女士是69年下乡的老知青。“我当时是到了安徽省六安市。去了整整10年。”周女士语调平淡，“当时，我爸爸在上海市染料公司，公司为了解决子女返城搞了一个集体企业——上海染料化工四厂，我于79年进厂工作，在医务室里一直干到退休。”

　　“我们当时一起去六安下乡的一共4个小姑娘，跟我一起下放的时候还有3个女孩，72年的时候有政策允许独生子女可以回城了，所以她们三个在73年全都回来了。我等到79年才回城。她们3个后来都进了街道里的生产组，两个是做包的，还有一个是做纸盒。平均工资一天也就9毛钱。”周女士有点感伤。

　　周女士认为，那时找工作不像现在，基本上是国家分配，都有活做。进国有企业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是进街道办的集体企业，而这些岗位都不容易进入，尤其是到了79年开始，大批的知青都开始返城。

　　“那段时候回来的，大多数人进了里弄工作，就是进街道办生产组，做服装、做包、做鞋、纸盒，工资是最低的。还有一种就是顶替父母退休，可以进去接班。”周女士说。

　　5月12日晚，上海市闸北区长安大厦，老知青陆祖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形：“回城的过程也是很苦的，有一些知情落在当地就回不来了，在外地有工作的就不能回来了，在外面成家了也不能回来了。”

　　“现在很多老知青还是希望继续工作，但是根据他们下乡之前的受教育情况的不同，返城之后以及现在的就业情况是不同的。下乡以前，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人，男的如今大多做黑猫（注：即为保安），女的要么在家没事做，要么就是去做钟点工、清洁工等等。如果下乡之前是高中毕业水平的人，今天的情况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大多混得比较好，比如凤凰卫视兼言论部总监曹景行。”这位曾做过吉林省珲春市计划与经贸委经济运行办工业总调度长的老知青谈到。

　　6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从上海市民政部门了解到，当时上海知青下乡的有109万人，基本去了七个地方：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内蒙古，69年到73年间知青下乡是最多的，当时去吉林的有4万多人。

　　“这些人因为散居，无法统计准确的在业数字，但是，肯定是大部分离岗了。”上海市民政部办公室一人士匆匆对付了记者的问题。

　　第二次就业高峰——下刚职工由“政府＋市场”解决再就业

　　周女士认为，她们这一代人是“比较苦、比较郁闷”的一代——很多知青返城后，又赶上了90年代的下岗。“真的像投胎似的，投错了年代。”

　　像陈同文一样，这一批失业者往往有2次失业经历；而第三次就业高峰造成相当的家庭“三世同堂”的职业境遇。

　　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资料，到今年6月底，中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已经达到2611万人，其中91%进入各企业自办的“再就业中心”，依靠政府和企业发放的基本生活费维持生活，但实现再就业则困难重重。

　　“我们老百姓吃得起苦，什么都干，轻松的工作找不到，辛苦一些的工作还是能找到”。5月1日下午3点，杨浦区邯郸路保洁员张女士对记者说。

　　张女士今年51岁，是原来上海国棉19厂的下岗职工。“现在学校里纺织厂的下岗过来的保洁员挺多的。”张女士边扫着地上的落叶边说，“这个活以前是两个人做，现在放假了，由我一个人做”。

　　“我76年参加工作的，刚刚工作的时候，厂里的待遇还可以，到了后来，纺织行业不景气，98年的时候我们企业员工开始就下岗了。”谈到下岗，张女士有些迟疑，“当时向我的这种情况很多，光我们厂当时下岗的就有3，4千人。”

　　张女士给记者算着帐，“上海纺织企业很多的，光上棉厂就有30几个，还有很多针织企业等等。基本上纺织企业的大多数员工都下岗了，你说有多少人？”

　　“我们当时下岗是一步一步地，刚开始三十工龄还没到的时候就叫一些人回去了，回去之后给们一些生活费，后来‘4050’政策出来，大批的人都回去了。我属于‘大批人’里的一个。”张女士回忆当时下岗的情形。

　　“刚开始下岗的时候真是挺难的，单位里给很少的补贴，两、三百元。当时找工作是很困难的，下岗的人实在太多了。政府有一个指导就业的机构，像我后来就找了保洁员这份工作，一个月700元，”张女士神色坦然，“现在我在厂里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拿退休金有1000多元。虽然也远远赶不上老师、公务员他们的工资，但总算过来了。”

　　上海市劳动保障局透露，下岗职工到便利店很多都是纺织厂的下岗职工。记者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上海市内超市的下岗职工比例超过6成，超市也成了解决下岗就业的好去处。

　　36岁刘先生，是原上海协昌缝纫机厂分厂的工人，2002年下岗，他是记者采访下岗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属于“3040”工程范畴。

　　“我们厂是集体企业编制，我于2002年2月下岗，买断工龄，收了单位的10400元。”刘先生说：“与我一批下岗的同事，现在只有一半能找到工作。现在我的生活靠父母来维持，父母亲每月退休金一共有2000多元，我老婆在国美电器卖空调，每个月700元。我的经济来源只是有时间就在南汇拉‘黑车’。”

　　第三次就业高峰

　　——重塑就业观是首选

　　上海的例子仅体现出局部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困难地区、困难行业和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2006年全国劳动力供给增量中，约有60%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其中绝大部分需要到城镇寻找就业机会。

　　据专家介绍，解决就业要遵循规律，从企业规模结构来看，开始是几万人的大企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随着社会的成熟，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解决就业的中坚力量。

　　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显示，65%到80%的从业者在中小企业就业。“2004年我国就业率最高的是私营企业，其次是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是个体户，它们占全部新增就业的80%。”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说明发展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提高就业率的出路之一，其特点是小本、微利、资本有机构成低，但抗风险能力低，承受有关部门收费罚款和摊派的能力弱。”

　　据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确立了“抓大放小”方针以来，中小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目前已占我国全部企业数的99%。中小企业为城镇提供了75%的就业机会。即便这些企业不减员，只要不再吸纳新的劳动力，就会使得整个失业人口急剧增加。

　　近年来，大型企业扩大就业的能力与资本的增长呈反比例的变化，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正在迅速淡化，而中小企业将成为今后吸纳青年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

　　“同时，鼓励千百万人创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也是解决就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开始把‘创业’看作是与‘就业’和“出国”两大出路并行的第三条出路，在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方面下功夫，指导开展职业见习项目。”上海政协经济委员、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任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第三次就业高峰的“顽疾”

　　——结构性失业

　　在解决就业难题上，各方的努力可以用“千方百计”来形容——政府决策掷地有声，企业充分挖掘社会责任，此外对青年“结构性失业”的心态调整，辅以专家的救治方案等等，这些措施将保证第三次就业高峰会安全度过。

　　政府全力以赴解决就业高峰问题

　　事实上，国家各相关部门对高校就业问题已经到了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

　　早在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中国经济周刊》从国家教育部独家获悉，6月份北京的军博馆、农展馆，上海的8万人体育场、光大会展，广州，深圳，西安，成都，武汉等地，都将举办百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

　　有就业愿望的应届毕业生9月1日后仍未就业的，可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城市或县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失业登记，按照有关规定为最低生活保障或临时救助。

　　6月1日，中组部、发改委、劳动保障部及团中央等14个部委员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做好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

　　通知要求，各省级政府有关部门最迟应在今年6月出台具体实施意见，落实青年就业。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应取消落户限制，简化有关手续。

　　“依据相关精神，要把净增就业岗位等作为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比如一个市长，要发展城市，可以去搞工业项目，也可能搞了一些形象工程，但是如果老百姓的就业解决不好，失业率特别高，这个市长恐怕就不好当了。”烟台烟台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旦对记者说。

　　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劳动保障部门，网上招聘活动内容要每天更新。

　　美国惠而浦公司亚太区人力资源副总监邓涛先生则建议，对雇主给予培训补贴政策，使青年培训落到实处；政府承担一定的培训成本，并通过强制手段强化企业的培训责任。

　　事实上，各地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各项工作，湖北省坚持统筹社会实践和就业见习，近年来组织100家企业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10000个见习岗位，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的机会和经验值；

　　早在2002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推出了《关于在本市实施失业青年培训见习补贴计划的试行方案》，规定见习青年与单位不建立劳动关系，由政府给予见习者生活补贴并提供见习期间的综合保险，对见习单位还给予必要的费用，这样就鼓励中小企业接纳大量的失业青年。去年，北京也推行大学生实习证书等一系列措施。

　　揭开大学毕业生失业真相

　　据专家介绍，在我国本科以上学历青年的失业主要是结构性失业。

　　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5%，而1998年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为26%。显而易见，我国还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更多的高学历、高素质劳动者。从总量上来说，我国目前还不至于会出现大学生失业。

　　青年中出现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才的失业并不是就业机会不够造成的，而是他们的素质结构、操作技能不适应市场需求，在择业上存在观念认识上的问题等原因造成的。调查表明，有的大学生宁愿等待，也不愿到与自己期望差距较大的部门、单位、地方工作。

　　曾燕波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了不同生源大学生对于就业地区的考虑（%）。这些数据显示出，近年来外省市大学毕业生大量涌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四个地区，加剧了结构性失业。这些学生在选择就业部门时，大都定位在三资企业、国有大企业和政府机关，对于工作条件的期望值较高。

　　根据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冲突是随着“准群体”转化为“显群体”而最终爆发的。原来的失业大学生可以说是社会冲突形成过程中的“准群体”，他们把失业主要认为是自己的原因，没有共同的利益认知，整个群体处于一个松散的聚合状态。

　　而现在，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开始把失业的原因集中认知为政府方面的措施不利，并且开始有了共同利益的认识，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他们就有可能拥有共同的群体意识，逐渐形成社会冲突“显群体”。而这正是结构性失业的突出特点。

　　“高校毕业生是中国就业市场潜在的最大压力，我们的社会应该创造条件，改善就业环境，公开、平等分配就业机会，这样才能够、坦然面对业已沉重的就业危机。”6月12日，华东理工大学阎海峰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的一些单位，只要进去了，不犯错误，你就可以干到底，很多好的企业，尤其是事业单位，一个人一辈子平平安安坐在一个位置上，即使很平庸，也不会中途淘汰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海峰博士说，“中国就业实体的岗位缺乏流动性，能上不能下，成为痼疾，这样势必影响年青人的进入竞争。”

　　有专家向记者尖锐提出：欠成熟的选拔考评机制、裙带关系影响巨大、隐藏的社会矛盾无法消弭，这些因素可能使第三次失业风险更大。“而如果缩短工作周期，分割一部分时间给年青人，则会使创造社会的动力增加，财富效果也会好，社会矛盾也得到消化。”该专家建议说。(记者 张俊才 田阔川)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