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美国软件天才比尔·盖茨向全世界宣布，他将在今后两年内淡出他精心营造的微软帝国的日常管理事务
，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公益慈善领域。他在声明中说：“伴随巨大财富而来的是巨大责任。现在是把这些资源回报社会的时候
了，而帮助困境中的人们是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继2005年宣布生前要将500亿美元个人资产绝大部分捐赠给基金会，用于全社会的公
益事业(仅给三个子女各
留下一千万美元)之后，盖茨在首富、企业家、慈善家三个角色中，优雅跺步、漂亮转身，赢得了世界无数人的敬叹。
“这是全世界贫困者的福音。”正如总部设在美国亚特兰大的NGO援助合作社负责人安妮·莱纳姆·戈达德所说。
对于微软公司，盖茨的淡出标志着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传统的微软因为盖茨的离开将迈向一个新的时代；对于全球公益慈善事
业，盖茨的隆重加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日渐勃兴的慈善事业因为盖茨的投身将获得崭新的加速度。
其实，这也是一直以来，西方文明中所倡导的财富的福音和归宿。在比尔·盖茨之前，近两百年间，人类历史上有两
个值得大写的人物，一个叫诺贝尔，一个叫卡耐基，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绝对的天才和商业精英，以其智慧创造着富可
敌国的财富，但最终又都做出了同样惊天动地的举动：
1895年，瑞典发明家诺贝尔立下遗嘱，宣布将其遗产的大部分(约920万美元)作为基金，设立诺贝尔奖，他
的财富因此变成永恒。
191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将自己的财富全部捐出，成立了以他个人命名的巨型基金会。同时，他还在富人世
界积极倡导新的财富精神，他的《财富的福音》成为经典读本，他因此成为现代公益事业之父。
而值得中国人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曾经认为以剥削工人为特征的资本家们，会突然“良心发现”？为什么国内的市
场经济学中，特别缺少商业伦理的强调？中国的新富阶层，为什么会背上那么多“为富不仁”的骂名？
诚然，中国之所以暂时没有产生中国版盖茨，可以列举出种种原因，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是在2004年才给企
业家投身慈善提供了一种出路，规定可以成立非公募基金会，企业家们还没来得及细细打量专职慈善的“诱惑”。又如许多企
业家和NGO精英都说，中国免税制度没有激励效果；社会中“树大招风”和财不外露的风习；个人财产虽已有宪法保护但还
没有具备相当的安全感；中国企业家财富积累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等等不一而足。所有的理由都冠冕堂皇、合情合理
，然而对于企业家本质和财富的本质的思考却少有人提及。
财富意味着责任。拥有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必须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一个穷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枝独秀的富人生活
是不可能存在并持续的。这一点，发达国家的富人和企业家们早已有了共识。其实，当卡耐基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时，美国的免
税政策还没有出台；而韩国的商人林尚沃和中国清代的乔致庸，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千金散尽只为仁的“商道”，大写得清
清楚楚。面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危机，面对公共利益失衡造成庞大弱势群体，面对公益事业缺失造成的文明危机和环
境危机，任何的借口，都显得那么脆弱和苍白无力。
盖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从“怪兽哥兹拉”到微软巨头，从裸捐到专职慈善家，在人们的敬叹声中，他自己对企
业家的公共责任和财富的真正归宿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