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上一期《市民》的专题策划《谁制造了“问题少年”？》，我陷入苦思。由于职业是记者，我常接触失足青少年
及帮教人员。每次庭审结束，每次从管教所出来，我总在想：刑罚真是教育这些孩子的最好方式？
贵刊指出：青少年犯罪问题更多的是心理问题、社会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既然如此，解决问题必须借助社会力量
。
我了解到，单一依靠刑罚的未成年犯帮教制度已遭遇难题。仅以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广东这所唯一专押未成
年犯人的机构，目前有3800多名在押犯人，其中2000多人未成年。然而，随着青少年犯罪率增长，这里教学场地仅够
1/4人上课，文化教师只有13人，全是狱警。
面对困境，地方司法部门开始尝试“暂缓判决”、“社会服务令”、“监管令”等方式，让社区担负救助“问题少年
”的责任。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相关立法的滞后性，这些有益尝试遭遇尴尬。去年4月，广东一家法院对参与抢劫的17岁少
年小叶实行“暂缓判决”，并签发“社会服务令”，责令小叶做3个月义工来折抵刑期，但最高法院认为此判决缺乏法律依据
，将其叫停。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又提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可探索社区矫正，要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充分
发挥社区群众作用，救助和教育流浪儿童、残孤儿童以及帮教、安置刑释解教等失足未成年人。
笔者了解到，不少“问题少年”都是因家庭不和造成。中国确实有必要促进社区组织发育，如果社区形成强大的自治
、互助体系，也许流浪儿童、“问题少年”就会减少很多！
吴俊(广州)
